Creekside Notes

  那天晚上十點多，我正在看書。手機發出LINE的訊息通知，是我們住戶群發出來的。 兩百多人的群組，一個訊息，一張照片。 照片裡，一條蛇正在隔壁大樓停車場出口的地磚上休息。夜燈打在牠身上，牠好整以暇，對鏡頭毫無興趣。 朱先生附上文字：「家中若有小朋友，要提醒注意一下。」 我很佩服朱先生的鎮定，還能停下來拍照。如果是我可能已經當場嚇成石刻雕像，無法動彈。 我把截圖傳到家人群組。 「出門走路要小心。」我妹秒回。 隔了幾天，住戶群組又傳來了一個視頻。一條白色的蛇沿著木棧道的柵欄，慢悠悠地吐信、滑行，一副渡假的派頭。  那是我每天去捷運站走的路。鄰居說里長已經通報了動保處，有關單位正在處理。 我盯著照片看了很久。 台北人對很多動物是有容忍度的。流浪貓在巷子裡睡覺，沒有人特別緊張；麻雀在早餐店門口跳來跳去，大家繼續吃蛋餅；偶爾飛進室內的蜜蜂，多半也只是被掃帚請出去。 蟑螂？多半逃不過被「賜死」的命運； 壁虎？睜一眼閉一眼，反正在天花板也抓不到； 老鼠？是最近的風雲生物，除了趕盡殺絕沒有別的出路。 但蛇不一樣。 蛇一出現，LINE群組會動起來。照片、影片、警示符號，有人問是否有毒，有人說叫消防隊，有人說里長已經知道了，動保處會來，事情會被處理。城市會恢復秩序，不，必須恢復秩序。  為什麼是蛇？ 蛇不一樣，是因為牠不在我們已知的城市劇本裡。 流浪貓和流浪狗是城市的一部分。老鼠，雖然討厭，也是我們知道存在的生物。但蛇屬於山上，屬於叢林或動物園，屬於那個我們以為已經和都市生活切割乾淨的世界。 台北是一座努力假裝已經征服了自然的城市。 空氣清淨機、濾水器，二十四小時的便利商店，從不誤點的捷運。城市的這些基礎設施，是一個大型的承諾：它們讓我們認為，我們與叢林世界是完美分隔的。因為那些不可預測的、不屬於文明框架的生物，可以被這些基礎設施擋在外面。 然後，一條白蛇從木棧道底下爬出來。 牠不只是「出現」而已。牠像是撕開了一道裂縫，讓我們突然看見：原來那道把城市和叢林分隔開來的屏障，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完美。 透過這道裂縫我們通知里長，等動保處來把蛇帶走。過程非常有效率，非常文明。等里長通知動保處已經抓到蛇之後，那道裂縫就可以消失，我們仍然可以完整地活在文明城市。 只是我忍不住想：牠在那裡住多久了？牠有家人嗎？牠們什麼時候搬到這個社區的？動保處抓的是視頻裡的那一隻嗎？...

  It was the opening night of the play Peter Pan. Four boys were preparing at home to go to the theatre. Their mother was seriously ill and could not keep them company. They needed to attend the premiere because the play was based on their life story, and the playwright was their best family friend. After the show, the playwright came to greet the children, only to learn the news of their mother’s irreversible illness. He looked at the eldest boy and said: “Magnificent. The boy is gone. In the last 30 seconds… you became a grown-up.” This is a scene from the movie Finding Neverland (2004). The playwright is J. M. Barrie, played by Johnny Depp. He says this to George Llewelyn Davies, the eldest of the four Llewelyn Davies boys — the real family who inspired the Peter Pan story. George Llewelyn Davies does not go on any journey. He realizes the possibility of his mother’s foreseeable death, and he transforms. No quest. No monsters. No battles. Disturbing news arrives on an ordinary e...

  我曾經問過自己，為什麼會一再發生同樣的錯誤。 看起來應該很明顯的問題，為什麼還會重來一次，甚至好幾次？ 後來我發現，原因不一定是因為我不懂得分辨是非，而是因為那種模式，對我來說是熟悉的。 熟悉的東西，通常比較舒服。即使結果不好，但過程是可預期的。我們知道大概會發生什麼，也知道自己會怎麼反應。這種確定性，會讓人下意識地回到同樣的選擇。 反而是新的選擇，會讓人不安。因為我們不知道結果，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處理。 這在生活裡其實很常見。有些人換了工作，卻總是遇到同一種讓自己痛苦的上司；有些人結束了一段關係，下一段卻重複了類似的相處方式。旁人看得清楚，當事人也不是不知道。但「知道」和「能夠改變」之間，隔著一道很遠的距離。 那道距離的名字，就是熟悉感。 我們寧可重複一個已經知道結果的錯，也不願意嘗試一個可能更好、但完全陌生的方向。因為錯誤的結果雖然痛，但那種痛是已知的，是可以準備的。而改變帶來的不確定，卻讓人完全失去掌控。 魯迅筆下的阿Q，是這種模式的極端呈現。 阿Q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沒有土地，沒有家庭，沒有固定的工作，連姓什麼都不確定。在未莊，他是所有人都可以欺負的對象。 但阿Q有一套系統。 每一次被羞辱，他都有標準反應。被人打了，他在心裡告訴自己「兒子打老子」；被人搶了東西，他安慰自己「以前比你闊多了」；被人揪住辮子往牆上撞，他轉念一想：「他打的不是我，是另一個人。」無論現實怎麼踩他，他都能在腦子裡翻盤，把自己重新變成贏家。 魯迅把這個叫做「精神勝利法」。 多數人讀到這裡會覺得荒謬，甚至可笑。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這套機制其實有一個非常實際的功能——它是熟悉的。 阿Q沒有任何改變處境的資源。他不識字，沒有人脈，也不具備任何可以翻身的技能。在這種絕對弱勢的處境下，「精神勝利法」不是一種性格缺陷，而是一種生存策略。每一次被打倒，他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會在心裡啟動那套獨白，重新解釋這次的失敗，然後帶著「其實我贏了」的結論走開。 這個過程是確定的、可控的、甚至是有效率的。幾分鐘之內，可以把痛苦處理得乾乾淨淨。 但如果面對現實呢？ 那意味著必須承認自己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承認那些欺負他的人確實比他強；承認他這輩子大概不會有任何改變；承認每一次被打，都不可能有翻盤的機會。 這種認知太痛苦了。更重要的是，它太陌生了。 阿Q從來沒有在那種位置待過——那個「承認自己就是弱者」的...

每個人的書架上，都有幾本書是買給另一個人的。 那個人比我們更自律，每天早起，讀完一本書之後會寫筆記。那個人對文學有熱情，對經濟學有興趣，對藝術略有涉獵，偶爾還會翻幾頁《蘇東坡全集》。那個人從容、專注，擁有大把安靜的時間，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它。 那個人，就是我們想像中的自己。 書是買了的。問題在於，負責閱讀的不是那個想像中的人，而是下班之後只想癱在沙發上、什麼都不做的這一個。 我就有一大堆這類的書。它們跟著我千山萬水，有的甚至從費城到台北，從香港到黎牙實比，最後又回到台北，現在安靜地躺在書架上。 其中一本，就是 David Denby 寫西方經典的《Great Books》。 那是一本磚紅色封面的精裝書，目錄也讀了，前言也看了，然後它就被擱在那裡，像一封寫好地址卻沒有寄出的信；裡面夾著兩個書籤，令人羞愧地停在第33頁。上面有我的購書日期——June 1998， Amazon.com。 不是不想讀，而是每次拿起來，我都覺得那本書需要的那個讀者，還需要一點時間。 買書這件事，從來就不只是消費行為。 它更像是一種期許，或者說被包裝過的期許 —— 我們用一本書的價格，默默告訴自己「我想成為這樣的人」。 買一本關於冥想的書，與其說是想學冥想，不如說是想成為那種「會冥想的人」。買一本藝術史，不一定是對文藝復興有多大的熱情，而是覺得自己「應該」對文藝復興有熱情。 而我買的那本關於西方經典的書，就是1998年的我認為自己「應該對西方經典有所瞭解」的一種期許。 我們買的不是書，是一種期許。 這種行為並沒有不對（我書架上就一大堆這種大部頭但沒看完的書）;只是沒讀過的書就只是裝飾品，和旅行帶回來的泰國大象沒有兩樣。 一個人的書架，往往比他的自我介紹更能準確描述他是誰 —— 或者更精確地說，描述了他希望自己是誰。 問題只在於，那個期許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有時候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更遠。 年輕的時候，我很少意識到這件事。那時候買書的標準是「應該讀」，彷彿書單本身就是一種修行，集滿了就能得道。經典要讀，名家要讀，別人推薦的要讀，暢銷榜上的也要讀。書架上那些書，像是一張通往某種理想生活的地圖。 後來我漸漸發現，那張地圖指向的目的地，從來不是我真正要去的地方。 那些買了卻沒讀的書，不是因為懶。說「懶」太簡單了，也不太公平。更多時候，它反映的是一種錯位：買書時的那個我，和翻開書時的那個我，根本是兩個不同狀態的...

今天是星期六，我比平常都早起，只為了去看中醫。那家中醫診所只接受當日、當場排隊掛號，不接受電話或網路約診。 診所八點半開門，我到的時候不到九點半，候診室裡裡外外已經都坐滿了人，我掛完號連坐的地方都沒有。櫃檯小姐叫我兩個小時之後再回來診所。去喝了一杯咖啡回來的時候，候診室總算有了個位子，但我還是又等了一個多小時才見到醫師。 這一個多小時有掛號然後離開的、領藥的，還有個因為掛不到早上的醫師在窗口苦苦哀求櫃檯小姐、最後失望離去的老太太。診所的玻璃門幾乎每一兩分鐘就會有人進出，門上的鈴鐺總是響個不停。沒有警衛也沒有保安，或者，玻璃門上的鈴鐺勉強算是個小保安吧！ 這家診所的藥房在後面，不注意的話，看不到藥房的出入口。整個診所有股淡淡的中藥味道，我不知道是什麼，但那種氣味有種「療癒中」的神聖感，身在其中就會自動進入「等待醫療」模式。 我突然想起幾個月前，我陪朋友去馬尼拉的中國城買中藥，那裡的中藥行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朋友跟我說那是一家她已經去過很多次、經營很久的藥房。我們到的時候鐵閘是合攏的，上了鎖，沒辦法拉開。我們站在外面，可以看見藥房裡面坐著一對夫妻，他們見了我們也沒動作，彷彿我們是透明人。 一直到朋友扯了嗓子問：「請問你們今天開業嗎？」 老闆慢條斯理的走進鐵閘回答：「你想買什麼？」 朋友說了幾個藥材的名稱，老闆報了價。 朋友站在鐵閘外拿出現金，老闆從鐵閘內拿出包好的藥材，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一個原本應該充滿人情味的中藥房，成了冷冰冰的鐵籠。 昏黃的燈光，夾雜著外面的雨水、還有馬路上腐臭和尿騷味混雜的氣味、隔著鐵閘完成的交易，是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情景。 再看看我去的這家中醫診所，父親叫兒子不要亂跑、結伴看醫生的閨蜜在聊天，玻璃門的鈴鐺響個不停。我坐在那裡聞著中藥味，突然覺得這整間診所——這種可以隨便推門進來、不用隔著鐵閘交易的地方——是我以前從來不會多想的事。 兜兜轉轉一圈之後，我才明白，原來，那些「理所當然」從來都不像太陽從東邊出來那樣是應該存在的，就像我今天去的那家可以隨出隨入、人聲鼎沸的中醫診所，那是在一個安全、有信任感的社會才能存在的。 在台北，玻璃門上的鈴鐺當個保安綽綽有餘。

  A farm boy leaves home and becomes a Jedi. A reluctant prince faces danger and returns as a hero. A founder starts in a garage and builds a commercial empire. We are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stories, particularly hero stories, because they connect with our desires and emotions. We witness how heroes suffer during the journey — temptations, deceptions, romances, traps — and how they successfully mitigate risks and eventually conquer their quests. These stories promise sweetness after pain: effort pays off, suffering has meaning, and heroes eventually win. As Joseph Campbell, the author of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1949), writes about the continuing presence of mythic journeys: “The latest incarnation of Oedipus, the continued romance of Beauty and the Beast, stand this afternoon on the corner of Forty-second Street and Fifth Avenue, waiting for the traffic light to change.” Campbell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ero’s Journey Campbell argues that myths across cultures share a...

                                                            I spent years making charts that didn’t lie. I’m not sure that made them honest. It took a presidential speech to remind me. It was decades ago, when the internet had just begun. Our only lifelin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was a Bloomberg Terminal — big black computer screen, white text. Every morning, the first thing I did upon arrival was sit in front of the Bloomberg Terminal to compile and translate financial news for my company and our key clients. Part of my job was to support the materials required for institutional clients, usually including nice-looking, upward-trending fund performance charts, together with the latest fund fact sheets. Sometimes — in fact, many times — the funds we wanted to promote did not produce great performance charts ...

  I checked my watch: 9:05 a.m. A bit late today. “Good morning!” Andy, the sunny, bubbly security guard, waved at me from the concierge counter and buzzed the gate open. I waved back.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It was a small exchange, ordinary enough to disappear from memory. But today it stayed with me because it marked, quietly and without ceremony, one full year since I moved back to Taiwan and began living in this riverside apartment in greater Taipei. I love this neighborhood. In the mornings, I walk along broad boulevards lined with tall trees and neatly trimmed bushes, while white butterflies drift across the pavements and various kinds of birds move through the branches. I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seeing them. During my first few months in the building, I often checked my watch before coming or going. I wondered whether Andy had noticed my schedule. I wondered whether he had already figured out that I did not have an office job. For reasons I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