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判系列(13)|誤把批准當成安全:裂縫已經上了電視,Rana Plaza 照常開工
Rana Plaza 事件最讓人覺得遺憾的,不是沒有人看見牆上那一道道的裂縫。事實上,裂縫被看見了,錄影機拍到了,電視播出了,一位工程師把這棟大樓正式判定為「不安全」,警察拉起了封鎖線。大樓低層的銀行和商店讀懂了這個訊號,決定暫停營業。工人也讀懂了,他們遲疑不願意上樓工作。
然後,有一個人走進來,說了兩個字:安全。
那兩個字推翻了前面所有人的看法。
為了養家糊口,工人們第二天在驚恐中不情不願地走進那棟大樓。
超過1100 人因此死亡,逾 2,500 人受傷。
這也是現代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建築物倒塌事件之一。
2013年4月23日早上,孟加拉薩瓦爾,離首都達卡不遠。工人陸續走進一棟八層的商業大樓上班時,看見混凝土柱和牆面上裂開了。上面幾層特別明顯,有些裂縫深達五公分。牆面碎屑從天花板落下來。樓裡不時傳出低沉的聲響。
很多人停在門口,不肯進去。
事情鬧大了。電視台趕來拍攝,畫面當天就播了出去。警察要求民眾先撤離,等檢查完再說。大樓清空了,低樓層的銀行和商店決定暫停營業——他們那時不知道,那是他們營業的最後一天。
那天也有一位工程師到了現場。
他叫 Abdur Razzak Khan。他認為這棟樓不安全,應該關閉,等待更徹底的專業檢查。
他後來也被逮捕了。因為先前協助大樓業主 Sohel Rana 違法加蓋樓層的,正是他。他不是市政派來的獨立稽查員,他是 Rana 的顧問,是這棟建築物之所以變成危樓的幫凶之一。
那幾層樓是怎麼蓋上去的、蓋在什麼樣的地基上,他比誰都清楚。
所以當他站在裂縫前面說「不安全」時,那不是外行人的驚慌,也不是可以輕忽的意見,更像是某種形式的自白。
同一天,另一個人也到了現場。他叫 Kabir Hossain Sardar,職稱是 Upazila Nirbahi Officer,地方層級的行政首長。他管行政協調、土地登記、地方治理。他不是工程師,沒有結構安全評估的資格。
他還私下見了大樓業主Sohel Rana。
然後他宣布:大樓是安全的。
大樓業主Sohel Rana 隨後告訴媒體:「大樓是安全的,工人明天應該回來上班。」
這個故事,常常被講成一個很簡單的版本:一個貪心的老闆,買通了一個貪心的官員,把工人趕進去送死。
這個版本也的確有道理——事後的調查裡確實有金錢,有政治關係,有人被判刑。
但它解釋不了一件事:為什麼那天沒有任何一個人,質疑那個把「不安全」變成「安全」的決定?
一道已經發出的撤離警告,需要有人主動執行,才會繼續有效。那天沒有人繼續執行。
要理解為什麼沒有,得明白Rana Plaza這棟大樓的背景。
它在2006年獲准興建,大樓地基坐落在一塊填平的池塘上。原本申請的是五層樓的建築,用途是商店和辦公室。後來 Sohel Rana 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加蓋到八層。
這棟大樓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工廠蓋的。可是上面幾層後來塞進了五家成衣工廠、大量重型製衣機械,還有四台架在頂樓的柴油發電機。薩瓦爾常停電,發電機一啟動,整棟樓都會微微顫抖。
這些都不是一天發生的。多出來的三層樓的施工,材料運輸、安裝發電機、額外的管線都需要時間。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某張紙上簽字核可。
也就是說,到了4月23日那天,那一道道裂縫代表的已經不只是「這棟樓今天有危險」。
而是:「這棟樓,第六層以上,都是違章建築。」
而這句話,會牽連過去好幾年裡每一個經手過這棟建築物的人。
Kabir Hossain Sardar那天走進的,不僅是大樓業主Sohel Rana的辦公室。他走進的是一個他熟悉多年、圍繞著那棟違章建築的放行結構。誠實說出「大樓不安全,先別開工」,就等於招認「這棟危樓是我們一路睜一眼閉一眼放出來的」。
沒有人知道Kabir Hossain Sardar那天是怎麼想的。但挑戰者號那一晚的邏輯,在這裡是通的:最沒有立場承認一個警訊為真的人,往往就是那個最有權力決定要不要承認它的人。
一旦承認裂縫是真的,垮掉的就不只是一棟樓,而是整個共犯結構。這個負擔太重,他擔不起,所以,他選擇視而不見。
假裝那一道道裂縫只是多餘的裝飾品、假裝明天還是跟以前一樣歲月靜好,是他和大樓業主Sohel Rana共同的願望。
第二天早上,4月24日,數千名工人走進那棟大樓。
他們當中許多人前一天就聽見了聲響、看見了裂縫、離開了大樓不敢回去工作。畢竟,最接近危險的人,通常最早覺得苗頭不對的。
事不關己的我們很容易問:牆都裂成那樣了,為什麼還要進去上班?
但那是我們已經知道結局之後,才問得出口的問題。
那天早上那些工人面對的是這樣一件事:一個穿制服的官員說安全,一個上過電視的老闆說安全,工廠管理層說安全。Ether Tex 的管理層據報還加了一句——不回來的人,扣一個月薪水。
她們多半是年輕女性,週薪十二美元出頭。一個月的薪水,是她們家裡好幾個人整個月的伙食。
而且,五家工廠裡,沒有一家有工會組織。
沒有工會,也就等於沒有一個代表群體的聲音為她們爭取安全與談判空間。個別工人如果因為危險而選擇不上班,公司會定義為「曠職」,這中間,沒有一個協調機構。
知道危險,和有能力拒絕危險,是兩件事。
「安全」不是心裡知道就夠了;「安全」需要在轉頭離開之後,還付得起房租和柴米油鹽。
於是,數以千計的工人擔驚受怕地返回了工作崗位。
上午八點多,又停電了。頂樓的發電機啟動了。
八點五十四分,劇烈的震動和轟鳴從頂樓傳下來,蔓延到整棟樓。工人驚慌失措地從縫紉機旁往出口衝。
八點五十七分,Rana Plaza 垂直坍塌,層層疊壓。整個過程不到九十秒。只有地面層留了下來。
1134人死亡,逾2500人受傷。
後來由國際勞工組織主持的賠償,兩年多才走完,總額三千萬美元。
賠償最後付給了5100多名受款人,而這些錢,是依據2895名死亡、失蹤或受傷的工人計算出來的。受款人比工人多,是因為一名死者的賠償金往往要分配給數名遺屬——不是加法,是除法。人死了,錢不會因為他身後有更多人要養而變多,只會被分得更細。
更令人心酸的是,死亡加受傷超過3600人,機制認列的只有2895人,中間有700多人的缺口。有些遺體始終無法辨識,最後以無名者集體合葬;有些家庭拿不出親人確實在那棟樓上班的證明。
在一個大量使用非正式勞動力的產業裡,「證明你曾經在這裡工作」,本身就是一道高門檻。
一場災難裡,能被真正算進去的人,比死掉和受傷的人少。
事發時,孟加拉已經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國。那棟樓裡有些工廠,事前是通過社會責任稽核的。稽核員查工時、查童工、查消防表單、查走道寬度——沒有人去評估一棟違法加蓋、塞滿重型機器的樓撐不撐得住。
簽名檢查和真正的安全工作環境,從來是兩碼事。
我們都不曾在孟加拉經營過成衣廠,也沒有在薩瓦爾的辦公室裡見過誰。
但那天發生的事,換一個場景,我們或許都經歷過。
有人把問題講出來了——講得很清楚,甚至講得比誰都清楚。然後一個位置比較高的人說了一句「沒事」,於是那句「沒事」變成了最後的結論。
有時候我們是那個聽見「沒事」就鬆一口氣的人。
有時候我們是說「沒事」的那一個。
我自己也說過。說的當下並不覺得自己在說謊——我只是覺得,那件事沒有嚴重到需要在那個特定的時刻處理。於是我說了「應該還好」,然後開始等它自己過去。
大部分的時候,事情也就雲淡風輕了。
所以我更難記得,是不是曾經也有過不去的時候。
現在,當我聽見一句很篤定的「沒事」,我會試著先停一秒,問自己:
- 說這句話的人,有沒有判斷這件事的能力?還是他只是有決定「要不要承認」的權力?
- 他承認這件事是真的,要付出多少代價?那個代價,會不會大到讓他不想承認?
- 如果他錯了,賠上的是他,還是別人?
第三個問題最不舒服,也最有用。
因為在薩瓦爾那個早上,說「安全」的那個人不需要走進那棟大樓踩縫紉機。
一棟樓塌下來以前,通常已經出現多次警訊了:工程師講過,警察講過,建築物自己也講過。
看見裂縫從來不是最難的。
難的是在另一個人走進來說「安全」的時候,願意繼續相信:裂縫,比那句「安全」更真實。
Sources:
https://www.foxnews.com/world/bangladeshi-engineer-arrested-as-building-collapse-toll-tops-500
https://www.cbc.ca/news/world/bangladesh-factory-owners-failings-led-to-collapse-says-report-1.1393574
https://webapps.ilo.org/infostories/en-GB/Stories/Country-Focus/rana-plaza.html
也許「大豆沙拉油致癌物事件」是另一個類似的故事,我們應該找一天一起理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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