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ekside Notes

讀完《紙牌的秘密》之後，留在我腦子裡的不是情節，而是一種不太舒服的清醒感——好像有人輕輕敲了我的腦袋問：「你知道你正在一場牌局裡面嗎？」 這本書的作者是挪威作家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寫過《蘇菲的世界》，擅長把哲學裝進小說裡。他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特徵：讀的時候像在看故事，讀完以後才發現自己被砸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紙牌的秘密》就是這樣的書。 人生不是直線，而是一副被洗過的牌 故事很難用幾句話講清楚，因為它本身就是像俄羅斯娃娃那樣，一層套一層又一層的結構。 一對挪威父子開車前往希臘，尋找離家多年的母親。途中小男孩漢斯得到一本藏在小圓麵包裡的迷你書，必須用放大鏡才能閱讀。書裡寫的是兩百年前一個水手漂流到荒島的故事，而那座島上住著五十三個從撲克牌幻化而成的人物。父子的公路旅行、小圓麵包書、魔幻島、紙牌人物、哲學追問，表面上互不相干，但讀到最後會發現，每一條線索都接回同一個核心。 這種「故事中有故事，故事中還有故事」的結構，讀起來很像人生。很多事情當下看似偶然——一個巧遇、一次選擇、一段走錯的路——回頭看才發現早已有伏筆。只是我們通常活在自己的那一層故事裡，看不見外面那一層。 好的小說不靠答案吸引人，而是靠問題把讀者一步一步引進去。賈德的厲害之處在於，他讓你一張一張翻牌，每翻一張都覺得離真相更近了一步，同時又多出一個新的疑問。那種出其不意的安排，很像人生的節奏。 小丑是最清醒的人 對我來說，這本書真正的主角不是小男孩漢斯，而是小丑。 在一副撲克牌裡，小丑是最奇怪的存在。它不屬於任何花色，沒有固定的數字，沒有明確的功能。大部分的牌局根本不需要它。它是多出來的那張牌。 在《紙牌的秘密》裡，魔幻島上的五十二張紙牌人物各自歸屬於四個花色家族，各有角色，各有位階，各司其職。他們喝著島上的彩虹汽水，一種瞬間把身體感官推升到極致，令人忘我的飲料，日子過得舒適而迷糊。他們從不追問自己是誰，也從不懷疑自己從何而來。 彩虹汽水就像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感官享受——物質的滿足、社交的熱鬧、口腹之慾——喝的時候通體舒暢，喝久了卻把人弄得越來越遲鈍，最後連最基本的問題都懶得問了。 只有小丑不喝。 只有小丑不斷地問：我們到底是什麼？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其他紙牌覺得小丑很煩、不合群、不安分。但正因為他不在體制的中心，他反而是唯一看得見整副牌的荒謬的人。 我覺得現實世界裡也是這樣。 最...

挑戰者號災難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沒有人發出警告。恰恰相反，警告被聽見了，被討論了，被寫進建議裡，甚至被正式提出。真正致命的是：警告被聽見了，卻證明不了災難「一定」會發生——於是，發射照常。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佛羅里達異常寒冷。 那一夜沒有爆炸，也沒有火光。有的只是一通電話會議、幾張倉促趕出來的圖表，和一群工程師說不出口的不安。 隔天上午是挑戰者號太空梭原定發射的時間。 而那天夜裡，幾百哩外、猶他州 Morton Thiokol 公司的工程師看著氣象預報——低溫可能逼近攝氏零下八度——心裡開始擔憂：固態火箭助推器接縫處那一圈 O 形環的密封橡膠，會不會因為太冷而失去彈性，在點火的瞬間無法密封？ 他們把這個擔憂說出來了。不只說了，還正式提出建議：在氣溫回升到華氏五十三度（約攝氏12度）之前，不要發射太空梭。 那是 Morton Thiokol 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議：不要發射太空梭。 這個故事，常常被講成一個很簡單的版本：工程師警告了，高層不聽，於是悲劇發生。 但 NASA 有分層管理。那一晚聽見警告的，是參與電話會議的 NASA 直屬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與 Morton Thiokol 管理層；位在最終發射決策鏈上的 NASA 高層，後來聽到的，卻是另一個被整理過的版本。 真正走進那一夜，你會發現事情比這殘酷得多。 警告並沒有被消音。它被聽得清清楚楚——那些在第一線、應該採取行動的人，都一字不漏地聽見了。 可是，他們反過來，要這些發出警告的工程師，證明災難一定會發生。 挑戰者號是 NASA 太空梭計畫的一部分。這次任務格外令人矚目，因為七名機組員裡，有一位是中學教師 Christa McAuliffe——她原本要從太空為地面上的孩子上一堂課。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挑戰者號升空。七十三秒後，它在空中解體，七人全數罹難。 一直到現在，很多人都還記得那天電視上挑戰者號帶著一股白煙飛向藍天，絢爛、壯麗、充滿希望，然後突然爆炸成一個火球，以死亡和悲傷終結的畫面。 後來的調查確認，事故的核心，正是那一晚工程師擔心的東西：右側助推器接縫的 O 形環，在低溫下密封失效，讓高溫氣體外洩，燒穿了結構。 換句話說，最後奪走七條人命的那個原因，在發射的前一夜，工程師已經準確提出警告了。 但這裡有一個關鍵，是簡化的版本不會告訴你的—— 那一晚的警告，並沒能說服做決定的人。 Morton Th...

我們最容易誤解的，往往不是那些看不懂的句子。 看不懂，至少還會停下來查。真正危險的，是那些我們一眼掃過去，立刻覺得「我懂了」的句子。因為太順、太合理、太像我們原本就相信的東西，我們甚至來不及懷疑，就已經把自己的意思，蓋在別人的話上。 這件事，是翻譯教我的。 離開金融業之後，幾年前我開始接翻譯社的工作。一開始沒想太多，單純就是喜歡那種在兩種語言之間轉換的感覺，好像坐在書桌前就能悠遊兩個世界一樣。 我做的大部分是法務金融的翻譯，語氣用字嚴謹、需要查證的內容比較繁瑣。 文學類的作品，我翻得比較少，但那著實教了我很多東西。 我記得，我曾經為了一句英文，卡了整整一個下午。 那句話很短：「You did what you could.」 幾個字母拼出來的五個英文字，沒有一個是難字，連剛開始學英文的小孩都讀得出來。可是當我要把它翻成中文的時候，我卻遲疑了。 不是因為我不懂英文。是因為我忽然意識到，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說這句話的人，心裡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他是溫柔的，這句話就是一種安慰：「你已經盡力了。」可是如果他是失望的，甚至帶著一點責備，這句話的意思就整個翻轉了過來：「你也就只能做到這樣而已。」同樣一句話，一個是擁抱，一個是嘆息。英文一個字都沒有變，中文卻指向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 字典幫不上忙，因為我要找的答案，根本不在字典裡。它在說話的人心裡，也藏在整個故事的脈絡裡——而那些，是要「讀」出來的，不是「查」出來的。 我後來把前後文讀好幾章，才回頭決定這句話的翻法。 那個下午，我第一次認真地懷疑起一件事：我一直以為自己很會閱讀，但也許，我其實從來沒有真正讀懂過很多東西。 那一句話，作為一個單純的讀者，我根本不會停下來左思右想。我只會急著讀故事，想知道最後情節發展到哪裡、有沒有人要背黑鍋。 我讀到的，始終是字。作者真正想說的，卻藏在字裡行間。而那些字裡行間的細節，身為一個讀者，我過去幾乎沒有真正讀到。 翻譯工作最折磨人、卻也最珍貴的地方，是逼著人慢下來。 平常閱讀的時候總是求快：眼睛掃過一行字，大腦幾乎在同一瞬間，就用過去的經驗，把剩下的部分自動補完了。我很少真的把一句話讀到底——多半是讀到一半，意思「差不多」浮出來了，就安心地往下走。那樣的閱讀很順，很舒服，也很容易讓人以為自己已經懂了。 但翻譯不接受「差不多」。 它要譯者把一句話拆開，一塊一塊重新端詳：這個「它」，到底指的是前面...

在捷運上滑手機，看到兩則新聞一前一後跳出來。一則說，蔣萬安市長在新加坡領獎，把台北比喻成一個火鍋——各種食材，融合在一起，開放、包容、有活力。另一則說，沈伯洋覺得台北其實比較像剉冰：每一口都不一樣，每一種料，都還保留著自己的味道。 我盯著螢幕看了一會兒，覺得這個問題乍看很可愛，再看一眼，又覺得有點荒謬。台北明明有捷運、有紅綠燈、有房租、有會淹水的下雨天、有診所、有管理室、有垃圾車，怎麼最後被端上桌，變成了兩種不同的料理，還要我們選其中一道。 先說火鍋。火鍋的好處，是它承認台北的海納百川。外省人、本省人、新移民、學生、上班族、退休的老人、拖著行李箱的觀光客、穿著雨衣的外送員、講話夾英文的科技業，一條馬路兩邊的傳統市場跟百貨公司——這些全擠在同一個盆地裡，各過各的日子。台北確實是個大雜燴，這一點火鍋沒有說錯。 只是火鍋有個毛病：它太容易把「雜」說成「融合」。好像所有的格格不入，只要丟進同一個鍋裡，煮得夠久，最後都會變成一鍋溫的、好喝的湯。可是住在這裡的人都知道，有些東西再怎麼煮也化不開的，例如玉米，燉上個十小時還是玉米，不像芋頭會化成泥。就像房東和房客化不開，會用Google Map和不會用的人化不開，統獨意見不同的也化不開。 剉冰呢，剉冰比火鍋細緻。它不把東西煮在一起，它讓每一層都還分得出來——這一口是芋圓，下一口是綠豆，再下一口是純粹的剉冰。台北也確實有很多種切面：大安區的學術味和萬華區的煙火味不一樣，內湖區的科技園和北投區的溫泉不一樣，中山區的咖啡店和文山區的茶鄉文化不一樣。信義區玻璃帷幕上反光映照的，和新店溪水面映照的，根本不是同一個台北。剉冰懂這個。 但剉冰也有它的問題：它太漂亮了。漂亮到只能當成文案。一旦你開始用剉冰看台北，城市裡所有的摩擦、不方便、不公平，好像都可以變成一種配料。 塞車是配料，需要處理的危老重建是配料，不斷上升的房價是「有殼蝸牛」特有的糖水。可是有些東西不是配料。有些東西是藏在糖水底下，吃到最後才會碰到的硬塊。剉冰把差異留下來了，卻也把差異變得太好看。 我不是反對食物比喻。我只是越想越好奇：我們為什麼這麼喜歡把一座城市，說成一道料理。 也許因為食物是安全的。食物親切，好入口，不會反過來為難你。火鍋不會吵架，剉冰不會抗議。把城市說成一道菜，城市就乖乖待在餐桌上，任人形容、任人比喻、任人拿到國際場合端出來。 可是城市不是這樣的東西。城市需要施工...

那天早上，船身已經開始傾斜了。 餐廳的盤子滑向一邊，走道的地板不再是平的。但廣播一次又一次地說：「請留在原地，不要移動，待在原地比較安全。」 對船上那些十六、七歲的高中生來說，這個指示並不荒謬。傾斜的船身、陌生的空間、穿著制服說話的大人、四周同樣坐著等待的同學——在那樣的時刻，「留在原地、不要亂跑」聽起來不只是比較安全的選擇，也是比較合理、比較守規矩、比較不給別人添麻煩的選擇。 他們以為自己正在聽從一道保護他們的指示。 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的是：在那道廣播持續播放的同時，下令叫大家「留在原地」的人，正在離開這艘船。 那是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一艘叫「世越號」的渡輪，從韓國仁川開往濟州。船上有四百多名乘客，其中三百多人是檀園高中的二年級學生，正要去濟州島校外教學。 早上八點四十九分，世越號在水流湍急的海域急轉，重心失衡，貨物滑向一側，船身開始歪斜。後來的調查指向一連串早就埋下的問題：這艘船曾為了增加載客與載貨容量而改造加蓋，重心被墊高；那天的貨物嚴重超載，又沒有被確實固定；本該用來壓穩船身的壓艙水，被大幅減少。事故的原因，從來不是單一的。 但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才讓這場災難變得無法收拾。 三分鐘後，第一通求救電話，不是船員打的，是一個學生打的。八點五十二分，一個聲音發抖的男孩撥了緊急電話：「救救我們，我們在一艘船上，我覺得它快沉了。」接線的人請他把電話交給船長，男孩反問：「你是說……老師嗎？」這個男孩後來沒有生還。 也差不多在這時，船上開始播放那道「留在原地」的廣播——那是船長的指令。幾乎是同一個時刻，岸上的管制中心通報世越號：請告知乘客穿好救生衣、準備棄船。但船長沒有照做。在隨後的幾十分鐘裡，趕到附近的船隻一再回報：世越號沒有在疏散乘客。而船上的廣播，還在重複著同一句話：「留在原地」。 大約九點四十五分，海警的巡邏艇靠了過來，救起棄船逃生的人。最早被救上去的人裡，包括船長和幾名高級船員。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要求乘客「留在原地」的人，已經用自己的行動承認指令已經失效——他已經棄船離開了。 但船長離開時，並沒有更新那道指令。對艙房裡的乘客而言，廣播裡的聲音還在，秩序好像還在，「有人在負責」的感覺還在。他們不知道，那道聲音背後真正能更新命令、承擔責任的人，已經先離開了。 世越號那天搭載乘客連船員共四百七十六人，三百零四人死亡。死者當中，有二百五十名為高中生。 事後，船長被依...

你的書架上，有沒有那麼一本書——大家都說它重要、經典、非讀不可，你也慎重地買了回來，結果翻了幾十頁，就再也讀不下去？ 我有好幾本。其中一本，是 Douglas R. Hofstadter 的《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GEB），中文譯作《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它安靜地待在書架上，書籤仍然夾在第一章。 這本書很特別，因為它不是我照著書單買來的。 去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聽著巴哈的賦格睡著了，夢見自己去逛書店。夢裡有一本中文版精裝書，被書店強力推薦，橫放在展示台上，一本一本堆得有半個人高。出於中文譯者的職業慣性，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去找原文版，可是怎麼找，都找不到英文原版。我只記得中文版書封上，寫著一個作者的名字：Hofstadter。 醒來之後，我上網一查，才知道真有一位 Douglas R. Hofstadter (侯世達），寫過一本跟巴哈有關的書，七百多頁。而且那本書還得了1980年的普立茲獎。 只可惜當時我在亞馬遜上查到的，只有二手書。 因為這個近乎神乎其神的因緣，再加上對普立茲獎得主的好奇心，我破天荒買了人生第一本二手書，也就是那本 GEB。 書寄來時，狀態比我想像中好。雖然是二手書，外表和內頁都乾淨如新，只有偶爾幾頁，留下前一任主人用鉛筆寫下的一兩句評語。那種感覺很奇妙，有點像偷看了別人的日記。 例如，在談到巴哈卡農格式的段落旁邊，鉛筆寫著： “Can’t help to think of ‘Sirens’ of Ulysses.” 我以前從沒這樣想過。但仔細一想，喬伊斯小說《尤里西斯》裡的海妖歌聲重重疊疊，和巴哈卡農以不同間隔重複旋律，的確有某種隱約的相似。 有這樣的因緣，又有這種「偷看日記」的快感，照理說，我應該收到書後就一口氣讀完它。 沒有！ 這本書實在太難了。 我讀完了導言，也讀完了芝諾悖論裡阿基里斯和烏龜的對話，然後就讀不下去了。 我大致明白巴哈的曲式和轉調，勉強看懂 Escher 那些帶有悖論感的圖像，也約略理解 Gödel 關於自我參照的不完備定理。可是第一章裡那些公式，終於把我打敗了。 說到這裡，你也許已經想起了把你打敗的那一本。  每個愛讀書的人，書架上大概都有一本「自己的 GEB」——也許是那本人人都說了不起、你卻怎麼也走不進去的經典；也許是朋友再三推薦、...

每次回家，走到櫃檯大廳，我會先看一下手機裡那個叫「智生活」的App，查看有沒有待領的包裹，領完再搭電梯上樓回家。 「智生活」裡面什麼都有，大樓火警誤報、停車場清洗日期、庭院修剪日期、每個月的財務報表、公共設施的使用點數等，一覽無遺。 這讓我想起，以前父母親住過的另一個大樓，住戶人數比較少，一切手動處理：管理員身兼保安和庶務。管理室桌上常常堆著一排包裹，大的放後面，小的放前一點，剩餘的最前排位置留給外賣送來的鹹酥雞和揚州炒飯。 大樓的公告––哪一戶還沒繳管理費、哪一天清洗水塔，就貼在電梯前的玻璃櫃，等電梯無聊的時候可以看。 管理員都是熟面孔了，他們認得大樓住戶，領取包裹的時候會主動告訴你應該在哪一格簽名。回家的時候，還會主動通知你領包裹。 「自動化」乾淨利落，「手工化」有人情味。兩種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可是他們達到了一樣的目的：儘可能減少住戶的負擔，讓生活變得更加便利。 之前住獨棟房屋，庭院修剪、供水系統、供電系統都得自己一手包辦，家裡沒人就領不到包裹；回到台灣以後，才開始注意到大樓管委會以及管理室，這兩個我以前幾乎視而不見的單位有多麼重要。 一棟大樓真正的秩序，其實不全在管委會那本厚厚的規約裡，也不在門禁系統或天花板各個角落的監視器上。 它有很大一部分，就在管理室。 有些大樓請物業公司，把財務、保全、清潔與庶務一併外包；小一點的大樓，則靠三班制管理員身兼數職。名義不同，實際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處理大樓裡最瑣碎、最容易引發摩擦的公共事務。 但無論是什麼樣的配備，都可以維持大樓的基本運作。也就是說，住戶付「管理費」，把所有大樓相關的行政運作事項外包給了物業公司、或是個別的管理員。 管理室不是什麼有權力的地方——它開不了罰單，也改不了規約，遇到真正的糾紛還是得由管委會、甚至區權會處理。但它是這棟樓每天實際運轉的地方。真要打個比方，它有點像一棟大樓的小政府：不負責立法，只負責那些住戶每天真正會碰到的、瑣碎又具體的公共事務。 我住的大樓有個儲藏室放代收的東西，我瞄過幾次，裡面包羅萬象。送洗的衣物、網購的紙箱、掛號信、要冷藏的生鮮、一個人搬不動的大件家具，偶爾還有人寄來一束花。東西擱在那裡，住戶下班再拿；有些人一忙就是三五天才想起來，櫃子都堆滿了，管理員似乎也不太計較。 只是手機的「智生活」會不斷送簡訊提醒，有郵件未領。沒有人真的擔心東西會憑空消失——那種「放著就還在」的篤定，...

二〇〇三年，一個十九歲、剛從史丹佛輟學的女生，Elizabeth Holmes創辦了一家驗血公司。她要做的事情聽起來很動人：以後抽血，不必再一整管一整管地抽；像驗血糖一樣，指尖一滴，就能跑完幾十項檢測，幾小時內出結果，價格只要傳統實驗室的零頭。 生病的人不必再跑醫院的檢驗室，醫療會變得簡單、變得便宜，變成一件真正為人服務的事。 這個故事後來有了一個名字，叫Theranos。 它一度估值達九十億美元，前後向投資人募得超過七億美元。 它的董事會裡坐著美國前國務卿、前國防部長、退役將領——那是一份足以讓任何人肅然起敬的名單。知名創投公司爭著注資，全國性的連鎖藥局在門市開設了它的檢測櫃台，媒體把創辦人捧上封面。 Elizabeth Holmes習慣穿黑色高領套頭衫，用一種刻意壓低的嗓音說話，談的永遠是改變世界。人們說她是下一個賈伯斯——在那個年代，沒有比這更高的讚美。 只是，那台被命名為 愛迪生（Edison） 的機器，從來沒有真正發光，做到它承諾的事。 它頂多能跑少數幾項檢測，而且結果並不穩定。公司則對外宣稱「一滴血、幾十項檢測」，私底下卻把大部分病人的血液，偷偷送到別家廠商製造的傳統儀器——也就是說，真正做檢測的，是原本應該被顛覆的那種機器。 公司內部高度保密，部門與部門之間不能彼此交談，員工被告知不要多問。 技術根本無法追上承諾，這件事在公司裡其實是公開的祕密。 但外面的世界，仍然願意相信這家公司的未來。 這才是 Theranos 真正厲害的地方。 它說服人的，從來不只是一項技術，而是一整套「看起來就應該會成功」的符號。投資人手上拿到的資料夾裡，夾著《華爾街日報》《財星》的報導剪報，還有印著大藥廠標誌的驗證報告——後來人們才知道，那些報告不是藥廠寫的，是 Theranos 自己的員工寫的，標誌只是貼上去。 一個史丹佛輟學生、一套矽谷創業神話、一個賈伯斯式的形象、一份重量級的董事名單、一張又一張雜誌封面、一個女性創辦人改寫時代的敘事、一個讓醫療走向平民的美好願景——這些東西堆在一起，氣勢驚人。 可是它們沒有一樣是真正的證據。 它們只是讓人「以為」自己已經看見了證據。 作為旁觀者，我們很容易說：那麼多聰明人、那麼多見過世面的大人物，怎麼會被一個年輕創辦人騙成這樣？ 那些董事會成員，是真正掌握過國家機器、看過大風大浪的人；把錢投進去的，是專業的投資人，都是精明人。他們之所以...

上一篇《 你買的書，其實是買給另一個自己的》 寫的是已經買回家、卻一直沒翻開的書；這一次，我想往回退一步，談那些還沒買的書。 我的手機相簿裡，存著各式各樣的書單：「比爾蓋茲十本荒島書單」、「劉慈欣推薦書單」、「查理蒙格推薦書單」、「影響賈伯斯的九本書」、「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等等。它們是我某個深夜滑手機時順手截圖下來的，存的時候沒多想，只覺得「先收著，總有一天用得上」。 我跟著這些書單買了幾本書，例如因為賈伯斯買的《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以及不記得是誰推薦的《人類大歷史》，讀完之後，確實覺得受益良多。 但那是少數，那些書單上的書我絕大多數還沒讀——有的買了，更多就只是個名字，還沒進駐我的書架。它們不是我的書，只是一份又一份「我應該讀、應該擁有」的名單。 而書單越存越長，那種「我是不是落後了」的感覺，也越來越重。明明開出書單的是別人，那份「還沒完成」的焦慮，卻悄悄長在了我的心裡。 愛書的人，大概都懂這種心情。 我並不想把書單寫成一件壞東西。一張好的書單，本來很有用。對剛走進某個陌生領域的人來說，它像一份路標：先讀這個，再讀那個，可以讓人少走許多冤枉路。 書單也可以幫助讀者遇見一些原本不會主動找到的作者。很多時候，那是某個先讀過、先走過的人，留給後來者的一點善意。 問題是，這份善意有時候會變調。 當一張書單被冠上「非讀不可」、「一生一定要讀一次」、「沒讀過就不算真正的讀書人」的時候，它就不再只是建議，而開始變成一道隱形的命令。 我看它的心情也跟著變了：原本想問的是「這本書，跟我現在關心的事情有關嗎？」後來卻變成了「我是不是落後了？是不是不夠有文化？是不是該趕快把補上？」 書單可以是地圖，也可以變成一道命令。差別不在書單本身，而在它對我說話的語氣——是「你也許會喜歡」，還是「你應該要讀」。 而我們所在的這個時代，又特別擅長把「應該」換算成數字。 讀完一本，打一次卡；閱讀 App 替我們算好進度，溫柔又精準地提醒：今年讀了幾本、落後幾本；社群上，總有人晒出排版精美的年度書單，整齊得像一場小型的書展。這些工具本身都沒有錯，它們甚至都非常吸引人。 但只要一不留神，「我想讀什麼」似乎就會悄悄變成「我還差哪幾本」。書都還沒翻開，閱讀就變成了一張待辦清單。 於是書單最微妙的那種壓力出現了：它讓我覺得，那些還沒買、還沒讀的書，彷彿已經是一筆欠下的債。 但也正是在這裡，藏著一個很容易被...

I enjoy shopping with my sister. We could hang out in the shopping mall and discuss the colors and trends of clothes and shoes relentlessly, and ever joyfully. We also shop online at home — helping to audit the items in each other’s shopping cart before online checkout, on the living-room couch with a nice cup of coffee against the 37-degree, burning air of Taipei City. We never fought, except once. It was many, many years ago. It was the voting day of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we supported different candidates. We both tried to convince each other to switch sides, and we both failed. In spite of that, my sister still offered to drive me to the voting station. But it was not a regular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e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ad allegedly been assassinated — shot by two bullets and sent to the hospital right before Election Day. The news release stated that the gunshots had created an 11 cm by 2 cm wou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candidate’...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車諾比核電廠四號反應爐發生爆炸。 但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現場負責的Aleksandr Akimov，並不相信它真的爆炸了。 他們手上的輻射計量器，指針一下子打到底，超出了量程範圍。廠房外、屋頂上，散落著一塊一塊燒焦的黑色石墨。對任何懂核反應爐的人來說，這兩件事合在一起，只指向一個結論：爐心已經炸開，已經暴露在空氣裡。 可是Aleksandr Akimov,不願意接受這個結論。 輻射計量器爆表？那一定是計量器壞了，或者量程不夠大。 地上那些黑色碎塊？可能是外面吹進來的碎石––不可能是石墨，因為石墨來自爐心深處。承認它出現在廠房外，就等於承認爐心已經炸開、承認這是一場無法想像的核災、承認在他的值班時間裡，發生了一件不應該、也「不可能」發生的事。 於是他選擇了另一個版本：反應爐基本上是完好的，只是冷卻系統出了問題。 這個版本，他一路往上呈報。在寶貴的幾個小時裡，上級根據這個版本做判斷，疏散被延後。他和他的組員，以及前來救火的消防員，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站在裸露的爐心旁邊，不斷向冷卻系統灌水。 在接下來幾週至三個月內，包括 Aleksandr Akimov 在內，共有28名工作人員與消防員死於急性輻射症。 作為旁觀者，我們很容易說：他們怎麼會這麼蠢？證據明明擺在眼前。 他們不蠢，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專業核能工程師。 正因為太懂這座反應爐，他們才「認為」它不可能爆炸——而這個信念，是他們整個專業世界的地基。要承認輻射計量器已經爆表、承認散落一地的就是石墨，不只是承認一個事實，而是要在那一瞬間，拆掉自己理解世界的整個框架。 那太沉重了。重到他們的大腦，寧可相信「是儀器壞了」。 那些核能工程師沒有說謊。只是那個他們想成立的版本——反應爐還好好的——反過來，改變了他們看見的世界。 我們常以為，誤判是因為資訊不夠。好像只要當初多知道一點、多看清一點，就不會走錯。 但真正讓我們走錯的，往往不是看不見，而是看見了以後，不肯相信自己看見的東西。因為那些版本太不舒服了，承認它，就得跟著承認很多我們還沒準備好面對的事。 我們未必管理過反應爐，但我們都有過自己的「車諾比」時刻。 對方老是「已讀不回」，我們說他只是最近太累。 對方經常爽約，我們說他只是公務繁忙。 合夥人帳目兜不攏，我們說創業初期難免手忙腳亂。 一段關係裡反覆出現的訊號，我們一個一個替它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