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雞尾酒｜血腥瑪麗》

1

酒吧在一條小巷子的盡頭，門口沒有招牌，只有一盞昏黃的壁燈。外面下著雨，玻璃窗上的水一道一道往下流，把對街便利商店的白光拉得又細又長。

吧台是一整塊深色的木頭，被客人的手肘磨得發亮。調酒師站在後面，袖子捲到手肘，正搖著雪克杯，冰塊撞在金屬上，發出細碎而規律的聲響。

葛瑞絲和幾個老朋友擠在角落的卡座裡。大家都到了一個不必再假裝熱愛工作的年紀，聊著聊著，話題又繞回了老闆身上。

有人說他的老闆像琴通寧，清清爽爽，喝多了才知道後勁。有人說自己的上司是長島冰茶，名字聽起來人畜無害，其實烈得要命。還有人說，她跟過一個老闆像一杯沒放酒的莫希托，薄荷、檸檬、糖，看起來熱熱鬧鬧，喝完什麼也沒留下。

大家笑成一團。葛瑞絲晃了晃手裡的杯子，冰塊碰著玻璃，沒有說話。她跟過的老闆不算少，甜的、苦的、嗆的、淡而無味的都有。如果真要選一杯最難忘的——

「血腥瑪麗。」她說。

朋友們都笑了，以為她在點酒。吧台後的調酒師也當了真，朝她點了個頭。她還來不及解釋，他已經拿出一個高腳杯，加冰塊，倒伏特加，再倒進濃稠的番茄汁，擠半顆檸檬，滴幾滴伍斯特醬和辣椒醬，磨上黑胡椒，最後插一根帶葉子的芹菜，推到她面前。

那杯酒紅得很飽滿，看起來像一杯營養豐富的早餐果汁。葛瑞絲啜了一口，臉皺成一團。先嚐到番茄的酸甜，接著是胡椒和辣椒，最後伏特加從喉嚨一路燒下去，燒到胃裡才停。看起來像早餐果汁，喝起來可完全不是那回事。

「說吧，」坐在她對面的人說，「是哪一個瑪麗？」

葛瑞絲把芹菜拿出來，擱在餐巾紙上。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

2

故事要從一個空抽屜說起。

那天晚上十點多，中環那棟辦公大樓裡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清潔阿姨推著水桶車從走廊經過，車輪在大理石地板上喀啦喀啦地響，消毒水的味道從門縫底下飄進來。中央空調在這個時間會自動調高溫度，辦公室裡悶悶的，像一個關了很久的櫃子。

葛瑞絲的辦公室在二十幾樓，窗外是維多利亞港。對岸尖沙咀的大樓一棟一棟亮著，招牌的光倒映在海面上，被浪打碎，又拼回去。一艘天星小輪正慢慢橫過港口，船尾拖出一道白色的水痕，很快又被黑色的海水吞掉。她在這扇窗前看了好幾年的海，從來沒有一個晚上像今晚這樣，覺得這片風景不一定屬於她。

桌上擺著一個紙箱，是她下午跟收發室要來的。紙箱旁邊，是一封列印出來的電郵，只有三行：下個月紐約總部召開全球策略會議，請亞洲區代表出席，日期如下。沒有議程，沒有說明，連一句「希望妳一切都好」也沒有。署名是瑪麗。

那三行她已經讀了不下十遍，讀不出任何溫度，也讀不出任何意圖。在瑪麗手下工作了一年，她學會了一件事：沒有說明的會議，最需要準備。

她拉開最上層的抽屜，開始收東西。她和克里斯的照片，是兩人去年去澳門拍的，他瞇著眼睛，頭髮被海風吹得亂七八糟。幾本書，其中一本的書頁裡還夾著一張過期的登機證。一雙備用的黑色高跟鞋，是為了臨時要見客戶準備的。她自己買的一罐茶葉，還沒拆封。一個用了六年的白色馬克杯，杯底有一圈怎麼洗都洗不掉的咖啡漬。她拿著那個杯子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用報紙包好，放進紙箱。

第二層抽屜比較亂。名片、筆、手機充電器、一包吃了一半的喉糖，還有一疊活動留下來的識別證，每一張都印著她的名字和一個城市：首爾、新加坡、東京、上海。她一張一張拿起來看，有的丟進紙箱，有的丟進垃圾桶。抽屜最底下，壓著一個牛皮紙信封，裡面是一疊活動照片。

最上面那一張，是北京。

3

照片裡是昏暗的博物館大廳，石頭地板反射著水晶燈的光。台上的爵士樂隊只拍進去一半，前景是幾個舉著香檳杯的客人。葛瑞絲站在畫面左邊，穿著一套深藍色的連身套裝，臉上掛著工作用的笑容。她身邊站著一個嬌小的女人，穿兩件式的長裙，戴黑框眼鏡，雙手交疊在身前，像一個被拉來參加孩子學校晚會的家長。

那是她第一次見到瑪麗。在那之前，她已經聽了好幾個月的傳說。

最早的消息，是廣告代理商帶來的。那天她在公司的小會議室跟代理商開年度檢討會，散會的時候，對方的客戶總監一邊收拾文件，一邊順口問她，「聽說你們紐約來了一位新的全球行銷長？我們老總上個月在紐約跟她見過面了。」

「怎麼樣？」

對方停了一下，笑得有點勉強：「不歡而散。」

過沒多久，那位老總本人來了香港，約葛瑞絲在置地廣場的咖啡廳喝下午茶。他在廣告圈打滾了二十幾年，見過不少難纏的客戶，平常講話很有分寸。那天他拿著小匙攪咖啡，攪了很久，才說他在紐約跟瑪麗開過一次會，九十分鐘，沒有一句話講完整，被打斷了八次。

「八次。」他伸出八根手指，好像怕她聽錯。

「那你怎麼做簡報？」

「沒做完。」

「後來呢？」

「她問我，為什麼沒有準備好。」

葛瑞絲忍不住笑了。對方沒笑。

瑪麗是廣告界出身。她在一家全球消費品牌巨頭當了多年廣告總監，退休之後，被銀行重金禮聘，重出江湖，坐上全球行銷長的位子。

她之前待的那家公司以生產力著稱，裁員和政治鬥爭是家常便飯；葛瑞絲工作的銀行卻是一家兩百多年的老店，向來以人情味自豪，員工動輒一待二三十年，資深經理退休的時候，同事會湊錢訂一座水晶獎座，刻上他進門的那一年。瑪麗這種人物空降到這樣一個地方，很多人都跌破了眼鏡。

葛瑞絲倒是看得懂其中的原因。瑪麗是亞裔女性，常春藤名校畢業，又有頂尖商學院的 MBA。這種履歷放在外資金融機構，就像一塊純度九九九的金條，擺在櫥窗裡閃閃發亮，是必要的展示品。年報上的高層合照需要她，多元共融的簡報需要她，主席拜訪重要客戶的時候，身邊也需要站一個她。金條不必做什麼，金條只要在那裡。

重點是，金條自己也知道自己是金條，懂得擺金條的架子。

在正式見面之前，葛瑞絲已經被超過十個同事警告過。在他們口中，瑪麗像童話裡脾氣暴躁的巫婆，走到哪裡，就把人變成青蛙。不同部門的人聽說瑪麗成了她的新老闆，第一個反應幾乎一模一樣：「上帝保佑。」說的人語氣越真誠，聽的人越聽越心寒。

紐約一個老同事在電話裡壓低聲音告訴她，總部私下給瑪麗取了個外號，叫「血腥瑪麗」。葛瑞絲問為什麼，對方說：「等妳見到她就知道了。」也有人安慰她，說瑪麗肯定適應不了銀行的文化，「撐不了幾個月的，妳等著瞧。」

葛瑞絲緊張了好幾個星期。她帶過團隊，經歷過幾任難纏的上司，自認不是會被一句傳聞嚇倒的人。可是十個人說同一件事，總不會十個人都看錯。

4

所以那天晚上在北京，她提早一個小時就到了博物館。那是十月底，北京已經有了涼意，長安街上的楊樹葉子黃了一半，風一吹，沙沙地落在人行道上。

她把座位表、致詞稿和貴賓名單又核對了一遍，才到大門口等她的新老闆。

瑪麗比她想像中嬌小。黑色的轎車在台階下停好，車門打開，下來的是一個穿兩件式長裙、戴一副挺有書卷氣的黑框眼鏡的女人，臉上只薄薄施了點脂粉。也許是時差的關係，她講話慢條斯理，每個句子之間都留了點空白，客客氣氣地問葛瑞絲是哪裡人、結婚沒有、在銀行做了幾年。

葛瑞絲回答：「台灣人。」

瑪麗點點頭，微笑說：「我父母都是上海人，不過我不會講中文了。」又問香港的房租是不是真的那麼貴，北京這幾天會不會冷。

葛瑞絲一一回答，心裡有點恍惚。眼前這個人，看起來像個沒什麼殺傷力的家庭主婦，周末會烤蛋糕分給鄰居的那種，嗯，和藹可親。

晚會進行到一半，一個熟識的客戶端著酒杯走過來，看了瑪麗一眼，悄悄對葛瑞絲說：「妳老闆人很好嘛！在這種燈光下，她讓我想起我小學時最喜歡的那個老師。」

葛瑞絲笑了笑，沒有接話。那天晚上回到飯店，她站在窗前，看著長安街上的車燈一路流向天安門的方向。窗玻璃很涼，她把額頭靠上去，第一次懷疑那些紐約同事是不是集體誇大了事實。至少對她，瑪麗客客氣氣的。一個人被傳說得太久，也許就會被傳成一個妖怪，畢竟，「三人成虎」也是真的。

她承認，那一刻她甚至有點慚愧。

5

葛瑞絲把北京的照片放進紙箱，又從信封裡抽出一個透明的資料夾。裡面是她留底的報帳單影本，一個月一疊，每一張後面都用釘書針釘著收據。

她翻到東京那一疊。三張計程車收據並排釘在一起，熱感應紙已經開始褪色，數字還看得清楚：每一張都是相當於二十五美元的日圓，一塊錢也沒差。

瑪麗回到紐約上班的第一天，就發威了，像超級颱風登陸，讓葛瑞絲措手不及。

那天香港時間晚上十點，紐約早上九點。葛瑞絲剛洗完澡，頭髮還包在毛巾裡，客廳茶几上的黑莓機就響了，螢幕上是一個紐約的號碼。

「妳的信用卡帳單上，有三筆在東京坐計程車的簽帳，」瑪麗的聲音還是慢條斯理的，只是北京那點溫暖不見了，「每一筆都是二十五美元。妳確定妳沒有報錯帳嗎？」

葛瑞絲愣了一下。她以為全球行銷長打越洋電話來，談的會是明年的預算，或者北京晚會的客戶反應。

「我在東京住了四天，每天從飯店到公司來回兩趟，」她說，「所以有好幾筆計程車費。」

「飯店到公司的車資每次都一樣？東京不塞車嗎？」

「我早出晚歸，避開了尖峰時間。而且日本的司機很少繞路，同一段路，跳出來就是那個數字。我可以傳單據給您看。」

電話那頭停了兩秒。葛瑞絲聽見翻紙的聲音，然後是一句「好」，然後是嘟嘟的斷線聲，沒有再見。

她拿著黑莓機站在客廳中間，毛巾滑到肩膀上，水滴進衣領裡，她也沒有察覺。二十五美元，在中環連吃一頓像樣的商業午餐都不夠。她在銀行這幾年，考績年年特優，經手的活動預算動輒幾十萬美元，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她報的一張單據。

克里斯從書房探出頭來：「誰啊？這麼晚。」

她把經過說了一遍，說得又快又急，像在法庭上陳述案情。克里斯聽完，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妳應該覺得很驕傲才對。」他說，「妳想想看，她管的是幾億美金的全球行銷預算，卻親自審核妳二十五塊美金的計程車費。可見她有多重視妳。」

葛瑞絲看著他。克里斯一臉誠懇，只不過，他的嘴角出賣了他。

「謝謝你，」她瞪了他一眼，「我覺得好多了。」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一直想起東京那幾位戴白手套的計程車司機。車門會自己打開，椅背上鋪著白色的蕾絲椅套，收音機的音量永遠開得很小。他們在每一個路口都穩穩停下，規規矩矩，一公尺也沒有繞。她第一次覺得，日本人的誠實有點害人。

辦公室裡，葛瑞絲把那三張收據看了一會兒，連同資料夾一起放回櫃子裡。最後，她站上椅子，把牆上那張香港夜景的版畫取下來。牆上留下一塊顏色比較淺的長方形，像一個人走了以後，還留在沙發上的凹痕。

她環顧四周。辦公室乾淨得像一間樣品屋，她覺得很滿意。就算回來以後再也進不了這扇門，她想，至少不必在保全的注視下收東西。

6

她抱著紙箱坐計程車回家。司機開著電台，主持人用很快的廣東話在講馬經，車窗外的霓虹燈一盞一盞往後退。到家的時候已經快十二點，克里斯還沒睡，坐在客廳看一場重播的高爾夫賽。他看了一眼那個紙箱，什麼也沒問，只說：

「要不要我把那幅畫掛到書房？」

「先放著，」她說，「等我回來再說。」

三天後，她搭上了凌晨一點飛紐約的班機。

機艙的燈關了以後，四周只剩下引擎低沉的嗡嗡聲，商務艙可以一百八十度躺平的床很舒服，可是葛瑞絲睡不著。

她打開閱讀燈，把策略簡報從頭看了一遍，改了幾個字，又看了一遍。為了一對一會談，她還帶了一份去年的考核紀錄。她翻開第一頁，日期欄上印著：二月十四日。

她記得，那是瑪麗到任後的第一次績效考核，一對一，用電話進行。紐約是二月十四日的早上七點，瑪麗習慣天一亮就進辦公室；香港已經是晚上八點。克里斯訂了一家法國餐廳，九點的位子。他特地挑晚一點，好讓她開完會從容出門。

葛瑞絲在書房關上門，撥進會議專線，等著那一聲接通的提示音。桌上擺著她事先準備的筆記：過去一年完成的專案、客戶回饋、她替亞洲區省下的預算。她把要點默念了兩遍。前幾年她的考績都是特優，全部門前三名。她有理由相信，今天是她開口的日子。

考核本身出乎意料地平淡。瑪麗照著表格一項一項唸，評語不好也不壞，像在播報天氣。葛瑞絲耐心地聽完，等話題轉到職涯發展，才不疾不徐地開口：

「我前幾年的考績都是特優，在全球部門裡是前三名。今年是不是可以爭取列入升級的考慮名單？」

「妳的職級，已經高過妳實際負責的職務範圍了。」瑪麗說，「事實上，妳的職級已經過高。」

葛瑞絲握著話筒，花了一秒鐘消化這句話。過高。好像她是一棵長得太高的竹子，該修剪了。

她換了一個角度。「……不過，好幾家獵頭公司都跟我說，我的薪水遠低於市場水準。有沒有……調整的機會？」

「妳領這樣的薪水，在我們部門已經很高了。」

瑪麗的聲音沒有任何起伏。葛瑞絲聽見電話那頭咖啡杯放回碟子上的輕響，紐約的早晨才剛開始。

7

會議在八點四十分結束。她掛上電話，坐在書房裡，覺得血液一陣一陣往腦門衝。她做過管理，給過別人考績，也拒絕過別人加薪，可是她從來沒有用這種方式，原封不動地退回一個人的企圖心。

她推開書房的門。克里斯已經穿好外套，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錶。他還沒開口，她已經開始說了。從「職級過高」說到「已經很高了」，從瑪麗的語氣說到她的停頓，從東京的計程車說回北京的長裙。她說得義憤填膺，在客廳裡來回踱步，完全忘了那天是什麼日子，也忘了那個九點的訂位。

克里斯一直聽著。過了十分鐘，他站了起來。

「葛瑞絲，」他說，「今天是情人節。我們兩個人之間，容不下第三個人。妳今天晚上如果再提一次瑪麗的名字，我就走出這個門，妳自己過節吧。」

她張口結舌地看著他。他的表情像開玩笑，又不完全像。

那天晚上他們還是搭計程車去了那家離他們家不遠的法國餐廳，遲到了半小時，侍者很體貼地沒有多問。桌上的蠟燭已經燒短了一截。整頓晚餐，葛瑞絲小心翼翼地繞開那個名字，像雨停的時候穿著高跟鞋，繞開地上的一灘水。

甜點上桌的時候她忽然想到，她居然在情人節，讓自己的上司成了她和丈夫之間的第三者。

過了幾天，她在一個跨區電話會議結束後，把這件事講給倫敦的同事聽，女同事笑得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妳先生讓我想起黛安娜王妃，」她說，「記得她那次訪問嗎？她說她的婚姻裡有三個人，所以有點太擠了。」

葛瑞絲問她，那她自己算是誰。

「親愛的，在這個故事裡，妳是查爾斯，」女同事說，「瑪麗是卡蜜拉。」

葛瑞絲想了想，覺得這個比喻很貼切，唯一的問題是，她一點也不想當查爾斯。

8

機艙裡，她把考核紀錄闔上，關掉閱讀燈。窗外是一片看不見邊的黑，偶爾有一兩點燈光，不知道是船，還是另一架飛機。

飛機在晚上降落甘迺迪機場。紐約已經入冬了，一出航廈，冷風就從大衣的領口灌進來。她排隊等計程車，排了二十分鐘。黃色的計程車開高速公路，車頂的燈在雨刷間一明一暗，計費表上的數字跳得又快又急。司機一邊開車，一邊用藍牙耳機跟人講電話，講的是一種她聽不懂的語言，偶爾按一下喇叭，像在替那通電話加標點。

過了一座橋，曼哈頓的燈一下子全部出現在眼前，一層疊著一層，像一面掛滿了勳章的牆。

葛瑞絲看著計費表。在紐約，同一段路，計程車絕對不可能跳出一模一樣的數字。

9

星期一早上，葛瑞絲走路去上班。

她住的飯店在世貿遺址對面，到總部只要十分鐘。房間的窗戶正對著那片工地，藍色的圍板後面，起重機在半空中慢慢轉動，新的大樓才蓋不到一半。

十一月的天空是一種乾淨的灰，她出了飯店，往東走一個路口到百老匯，再一路往南。越往南走，街道越窄，大樓越老，天空被切成一條一條的。人行道上的人都低著頭走路，一手握著紙杯咖啡，一手拉緊大衣的領口。

馬路中央的下水道鐵蓋冒著白煙，計程車一輛一輛從煙裡穿過去。走到華爾街路口，風從東河那頭灌進來，把她的圍巾吹到臉上。路口的這一邊，是一座黑褐色的老教堂；銀行的總部，就在對街。

那是一棟可以列為古蹟的建築。灰白色的石牆，門口兩根很粗的柱子，銅質的旋轉門擦得發亮。幾個警衛跟大樓的年紀相稱，都是灰白頭髮、挺著大肚子，但和氣到不行的大叔。

大廳裡鋪著深紅色的地毯，牆上掛著歷任主席的油畫肖像，一個比一個嚴肅，最早的那幾位還留著兩撇白鬍子。葛瑞絲第一次走進這裡的時候，對這一切肅然起敬：那股強烈的古蹟味道，隨便一張木頭桌子都可能有一百年的歷史。後來出差的次數多了，她才慢慢發現，那股古蹟味道，大概來自多年沒洗過的地毯。

電梯門是雕花的黃銅，走進去以後，裡面卻是一台很普通的、喀啦作響的電梯，按鈕是那種舊式、白色的突出圓形按鈕，要很用力才能按到亮燈。

行銷部在十一樓。部門的辦公室沿著窗戶排成一列，中間是一格一格的隔間。最角落那一間，是瑪麗的。玻璃牆後面，落地窗正對著百老匯對面那座老教堂。從這個高度往下看，是墓園裡斜斜的石碑；往上看，尖塔比窗戶還高。

葛瑞絲在部門的訪客座位放下筆記型電腦，正好看見瑪麗從走廊那頭走過來，手裡拿著一疊文件，腳步很快。她站起來。瑪麗看了她一眼，點了一下頭：「妳到了。」腳步沒有停，就進了自己的辦公室。玻璃門關上的時候，幾乎沒有聲音。

那一整天，她在兩棟大樓之間跑來跑去。下午另一棟辦公大樓的法務部有一個會，散會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部門晚餐訂在中城一家老牌牛排館，她自己走過去，在街口轉錯了兩次彎，把第六大道當成了第五大道，到餐廳的時候晚了二十分鐘。長桌上只剩一個空位，在大老闆對面。瑪麗坐在大老闆旁邊，兩個人整頓飯有說有笑。葛瑞絲低頭切牛排，時差讓她的頭有點重，她喝了一整晚的冰水。

10

星期二早上，她在茶水間遇到了哈里遜。

茶水間很小，窗戶對著大樓後面的通風井，終年看不到太陽。一台老舊的咖啡機放在流理台上，煮咖啡的時候會發出咳嗽一樣的聲音。冰箱門上貼著一張告示，請大家記得在星期五下午以前取回自己的食物，告示的角落已經捲了起來。

哈里遜是部門的首席撰稿員，六呎五吋的高個子，原本體型適中，最大的嗜好是周末去逛博物館。葛瑞絲差點沒認出他來。他瘦了一大圈，瘦成了竹竿，西裝像是跟別人借的，上身空了一大截，領口大得塞得進一個拳頭。

「你瘦了好多。」她說。

「瑪麗減重法，」哈里遜扯了扯嘴角，「一年見效，不必節食，也不必上健身房。」

葛瑞絲替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很淡，很燙，帶著一點紙杯的味道。兩個人靠在流理台邊敘舊，聊到部門裡的近況。她說，瑪麗對她的每一個案子，評語永遠都是「沒啥特別」。她以前的主管總是對她讚賞有加，這四個字，她花了一整年才學會不生氣。

哈里遜停了一下，用一種很奇怪的表情看著她。

「沒啥特別？」他說，「妳知道她怎麼說我們的案子嗎？『低級又可笑』。每一個，都是『低級又可笑』。」

葛瑞絲端著咖啡，默默換算了一下。「沒啥特別」，原來比「低級又可笑」好了一級。

瑪麗基本上認為，所有比她早進銀行、沒有經過她面試的人，都是蠢材；她來了以後，就一直在折磨這些舊人。葛瑞絲也算舊人，只是她在一萬多公里外，躲過了大部分的炸彈。她在這個體系裡的位置，一直比她以為的要高。

只是，這個發現並沒有讓她好過多少。

安東妮雅的辦公室，在走廊的另一頭。

幾年前葛瑞絲剛進銀行，第一次到紐約受訓，就注意到了這個義大利女郎：銀鈴般的笑聲、水汪汪的大眼睛，說話很快，身材玲瓏，曲線像一把小提琴。她的辦公室收拾得一塵不染，桌上只有一盆蘭花和一張家人的合照。

現在那盆蘭花不見了。桌上、窗台上、檔案櫃頂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糖果和巧克力，有的拆了一半，有的還沒開封。垃圾桶裡是一堆五顏六色的糖果紙，一拉開抽屜，還滾出一包巧克力餅乾。短短十二個月，小提琴變成了大提琴。

瑪麗來了半年，就炒掉了好幾個在銀行工作超過二十年的同事。

絕大多數人事前心裡多少有數，因為瑪麗擺明了不把他們當一回事。早上進辦公室，她從他們的座位旁經過，不說早安；開會的時候，她的撲克臉對著投影幕，從頭到尾不跟他們有任何眼神接觸。萬不得已要面對面，她也自有一套本事，能讓對方覺得自己是個透明人——站在那裡，說著話，卻好像根本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她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你根本不配在這裡工作。」

有幾個人受不了這種天天上演的壓力測試，自己遞了辭呈。剩下的，等著。

安東妮雅就是等著的人之一。

安東妮雅用力抱了葛瑞絲一下，把一盒松露巧克力推到她面前：「吃一顆。這是急救特效藥。」

葛瑞絲吃了一顆。巧克力很甜，她覺得喉嚨發緊。

安東妮雅拆開另一顆糖，糖果紙在她手裡窸窸窣窣地響。葛瑞絲記得這個聲音。不是在這間辦公室，是在一通越洋電話裡。

11

那是三個星期前的一個晚上。十一點多，香港已經很安靜了。克里斯在客廳看電視，葛瑞絲窩在沙發另一頭，在公司的手提電腦上回電郵。黑莓機在茶几上震動起來，是安東妮雅。紐約那邊，才剛過早上十點。

「他們來了。」安東妮雅的聲音壓得很低，低得像是躲在桌子底下講電話。

葛瑞絲不必問「他們」是誰。

「人事部的人剛從那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出來，」安東妮雅說，「後面跟著保全。是法蘭克。」

葛瑞絲站了起來，又不知道站起來能做什麼。

法蘭克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在銀行待了二十二年，講話向來不拐彎。葛瑞絲第一次到紐約受訓的時候，他帶她去吃了人生第一個烤的貝果三明治，告訴她在紐約，貝果不烤是犯罪。他的隔間裡貼滿了孩子的照片，從小學到大學；桌上排著一排火柴盒小汽車，都是他從二手市集一輛一輛淘來的。

電話那頭斷斷續續的。安東妮雅說，法蘭克被帶回座位的時候，臉色很平靜，平靜得不像他。保全站在他的隔間外面，雙手交握，像在等準備上囚車的罪犯。紙箱是人事部準備的，厚厚實實地，摺得方方正正。

「他的電腦已經無法登入了，」安東妮雅說，「他試了兩次。」

然後是收東西。二十二年累積下來的名片、獎牌、過期的雜誌、抽屜裡的餅乾和早餐燕麥片，一個紙箱根本裝不下。法蘭克先把孩子的照片一張一張從隔板上拔下來，放進箱底。剩下的，他看了一會兒，就不看了。

「保全說，其他東西公司會寄給他。」安東妮雅說，「他們只給他半個小時。」

最後，法蘭克伸出手臂，把桌上那一整排火柴盒小汽車掃進了紙箱。安東妮雅說，那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整層樓都聽見了，可是沒有人抬頭。

「瑪麗呢？」葛瑞絲問。

安東妮雅停了一下。「她的門開著。她在喝咖啡。」

葛瑞絲沒有說話。

「沒有人站起來，」安東妮雅說，聲音更低了，「大家都盯著螢幕。我也沒有。」

電話裡傳來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是糖果紙被揉開。

「他們往這邊走過來了。我得掛了。」

嘟的一聲，電話斷了。

葛瑞絲握著黑莓機，站在自家客廳中間。電視裡有人在笑。她帶過團隊，替部屬爭取過加薪，也跟人事部周旋過不只一次；可是在一萬多公里外，她什麼也做不了，只能聽。

出發前幾天，她打電話問候法蘭克，約他屆時出來敘敘舊。他的聲音聽起來還好，說他在家裡把車庫整理了一遍，整理完了，不知道要做什麼。聊到最後，她半開玩笑地說：「我下禮拜要跟瑪麗開會，你有沒有什麼話要我轉達？」

法蘭克連想都沒想。

「叫她去下地獄。」

葛瑞絲笑出聲來，笑完了又有點心酸。她想起安東妮雅說的那些火柴盒小汽車，想像法蘭克抱著紙箱走出大樓的樣子，想像那半小時裡他腦子裡轉的是什麼。那句話，她當然沒有替他轉達。

安東妮雅把糖果紙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

「法蘭克找到工作了嗎？」葛瑞絲問。

「還沒有，」安東妮雅說，「他說會來參加我們星期三晚上的聚會。他說他現在是全紐約最自由的人，可以隨便說瑪麗的壞話。」

12

中午，哈里遜帶她去街角一家猶太熟食店吃午飯。

店裡擠滿了人，櫃台後面的師傅拿著一把長刀，把煙燻牛肉切成薄片，一片一片疊在黑麵包上，疊得比麵包還厚。老闆對著排隊的人大聲念單號，念得很快，沒聽清楚就輪到下一個。他們在靠窗的一張小桌子坐下，桌面黏乎乎的，鹹黃瓜裝在一個塑膠碟子裡。

哈里遜點了一個三明治，只吃了四分之一。他說他聽了一個故事，是資訊部一位老同事講的，那位同事又是在一場會議結束後的電梯裡聽來的。

據說瑪麗有一次在會議上，當著總部首席資訊長的面，說銀行的資訊系統都是破銅爛鐵。

「當著他的面？」葛瑞絲問。

「當著他的面。」哈里遜說，「至少故事是這麼講的。」

葛瑞絲不知道這個故事轉了幾手，也不知道原話是不是真有那麼難聽。銀行的系統確實舊了一些，有些畫面還是黑底綠字，新人第一次看到，都以為自己穿越了時空。可是這堆破銅爛鐵每天經手幾千億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兩百多年來沒出過幾次大錯。換作是她坐在首席資訊長的位子上，聽到這句話，大概也不會太高興。

哈里遜把剩下的三明治用紙包好，說要帶回去當晚餐。他的手腕從西裝袖口伸出來，細得連手錶都掛不住，錶面滑到了手腕內側。

13

那天下班，葛瑞絲沒有直接回飯店。

才四點多，天就快黑了。她走出銀行大樓，風從背後的東河吹過來，地上的落葉在人行道上打轉。下班的人潮湧往地鐵站，她逆著人潮，穿過百老匯。那座老教堂，她每天早上都從它門口經過，卻一次也沒有進去過。

教堂是哥德式的，深褐色的石頭被幾百年的煙塵燻得發黑。尖塔夾在玻璃帷幕大樓之間，像是走錯了時代。教堂旁邊是一片墓園，鐵欄杆後面，石碑斜斜地立著，有些字已經被風雨磨平了，乾枯的樹葉堆疊在一塊塊墓碑下。隔著一道鐵欄杆，外面是全世界最忙的一條街，裡面的人，已經不需要再趕時間了。

教堂的門還開著。

她走進去，外面的車聲一下子小了。裡面比她想像的暗，只有祈壇前面亮著幾盞燈，彩繪玻璃在夜裡失去了顏色，只剩下深深淺淺的黑。空氣裡有老木頭和蠟的味道。她在前排找了個位子坐下，覺得也許離祭壇近，上帝可以聽得清楚一些。

木頭長椅很硬，很涼，坐下去的時候發出一聲輕輕的吱呀。

她成為基督徒還不到一年，對禱告其實沒什麼經驗，也說不上有什麼信心。她不確定該跪著還是坐著，該用中文還是英文，甚至不確定上帝會不會專心聽一個這麼新的信徒說話。她只知道，她想為紐約這些朋友做一點事，而她能做的事實在不多。

她閉上眼睛，先為哈里遜禱告，為他那支掛不住的手錶；再為安東妮雅，為她垃圾桶裡的糖果紙；為法蘭克，為那箱火柴盒小汽車的新落腳處；為那些還在等待的人。

她覺得和她的朋友比較起來，她甚至都不算受苦。

有一句話一直在她心裡打轉，她始終沒有讓它成形。作為一個基督徒，她不能——至少她覺得自己不能——求上帝讓某個人離開。那聽起來太像詛咒，而詛咒不是基督徒該做的事。

所以她換了一個說法。她求上帝解救這些同事，讓他們脫離水深火熱。至於上帝打算怎麼救，那是上帝的事。

她睜開眼睛的時候，教堂裡只剩下她，和一個在後排用抹布擦拭長椅的老先生。他擦得很慢，一排一排往後移，好像整個晚上都是他的。

葛瑞絲並不指望情況會立刻好轉。她甚至有點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像一個第一次上銀行申請貸款、不太會填表格的客戶。

她走出教堂。華爾街的天空已經黑了，兩邊大樓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風比剛才更冷。她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往飯店的方向走。

明天下午，她要到瑪麗那間看得見教堂尖塔的辦公室，開個一對一的會。

14 

星期三的策略會議，在二十樓那間最大的會議室。

會議室的一整面牆是窗，窗外是對街大樓的窗戶，近得看得見對面辦公室裡有人在打電話；從兩棟大樓之間的縫隙望出去，只露出一角灰色的天。長桌是深色的胡桃木，桌面擦得照得出人影，每個座位前面擺著一瓶礦泉水、一本印著銀行標誌的便條本和一枝筆。倫敦、里約、多倫多的同事都飛來了紐約，和總部的人圍著長桌坐下。

會議從早上八點開到下午四點。各區負責人輪流報告，瑪麗坐在長桌的一端，背對著窗，臉逆著光，看不太清表情。她偶爾打斷，經常打斷。倫敦的同事講到第三張投影片，她說：「這個我看過了，下一張。」里約的同事講不到一半，瑪麗說「講重點」。

輪到葛瑞絲，她站起來，按下遙控器。她講亞洲區的市場、講新加坡和上海的客戶活動、講明年的預算。瑪麗只打斷了她兩次，一次問一個數字，一次說：「這部分我們私下再談。」葛瑞絲坐下來的時候，發現自己握遙控器的手心濕了一片。她告訴自己，以瑪麗的標準，被打斷兩次，已經可以算是起立鼓掌了。

會議結束後，重頭戲才要上場：葛瑞絲要到瑪麗的辦公室開一對一的會，討論亞洲區的發展計畫。

她在那扇玻璃門前深吸了一口氣，敲了門。

瑪麗坐在辦公桌後面，背後是一整片落地窗，教堂的尖塔還留著一點傍晚的天光，底下的墓園已經暗了。

桌上的東西不多，一部電話、一疊文件、一只白色的咖啡杯。她的心情似乎特別好，臉上有一種葛瑞絲從沒見過的、春風得意的神色。

「真不巧，」瑪麗說，「大老闆臨時找我過去，討論董事會的後續事項。我們的會改到明天早上九點，可以嗎？」

「當然可以。」葛瑞絲一口答應。

她答應得太快了，快得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可是能多活一個晚上，誰會拒絕呢？

瑪麗跟大老闆開了半個多小時的會，就回到了辦公室。

葛瑞絲坐在部門接待處的沙發上，等安東妮雅和哈里遜收拾東西，一起去四十二街吃晚飯。接待處的燈開了一半，櫃台後面沒有人，一盆假的棕櫚樹立在角落，葉子上積了一層薄灰。

她看著瑪麗幾次進出自己的辦公室，一會兒抱著一疊文件，一會兒捧著一個紙盒；瑪麗還去了洗手間，待了一陣子。最後一次出來的時候，瑪麗兩邊肩膀各背著一個大袋子，袋子塞得鼓鼓的，壓得她的身子微微前傾，高跟鞋踩在地毯上，一步比一步慢。

葛瑞絲心想，這個全球行銷長還真不好當。為了跟進董事會的決議，就得帶著幾大袋文件回家，徹夜研讀。

瑪麗走到接待處，看見她，停了下來，臉上浮起一個微笑。

「妳還在這裡啊！？」

葛瑞絲的心跳一下子快了起來。「還在這裡？」這句話像一扇開了一條縫的門。還在這裡，是不是表示很快就不在了？明天早上的一對一之後，會不會就是那間傳說中裁員專用、沒有窗戶的會議室？她想起香港那間清空的辦公室，想起收進紙箱的馬克杯，慶幸自己事先為自己留了一絲體面。

她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

「是啊。」葛瑞絲說。然後，出於禮貌，她補了一句：「再見！」

瑪麗看了她一眼。那一眼裡似乎有些什麼，葛瑞絲當時沒讀懂。

「再見。」瑪麗有氣無力地回了一句，轉身走向電梯。黃銅的電梯門打開，又合上，數字燈一格一格往下跳。

葛瑞絲還坐在沙發上，手心微微冒汗。

15

四十二街那家愛爾蘭酒吧離中央車站不遠，門口掛著一面綠色的招牌，玻璃窗上用金漆寫著店名，被裡面的熱氣蒸得一片模糊。推門進去，是震耳欲聾的人聲、油炸魚片和薯條的味道、和電視裡的美式足球轉播。吧台後面的酒保是個紅頭髮的胖子，一手同時拎四個啤酒杯，沒灑過一滴。

他們四個人——葛瑞絲、安東妮雅、哈里遜和法蘭克——擠在角落的一張木頭桌子，啤酒一輪接著一輪地點。法蘭克比她記憶中老了一些，頭髮白了不少，可是一開口，還是那個講話不拐彎的紐約人。他一坐下就宣布：「今晚我請客。失業人士的特權，就是可以隨便說話，還可以隨便花錢。」

葛瑞絲說：「你失業了怎麼能亂花錢？我來報差旅費！」

「妳不怕瑪麗不簽？」哈里遜問。

「那也沒關係啊，有什麼比安慰朋友更重要？」葛瑞絲真心覺得自己已經比朋友幸運了。

安東妮雅把這頓晚餐稱為「群體治療」。

每個人輪流講自己最慘的一次。

法蘭克講他的提案被退回七次，第七次的退件理由，是第一版比較好。哈里遜講他寫的一篇產品簡介，被瑪麗用紅筆改得只剩下標點符號，他後來把那份稿子裱起來掛在家裡的牆上，當作現代藝術。安東妮雅說：「沒有什麼最慘的，因為每一天都很慘。」然後一顆接一顆地剝花生，花生殼堆在她面前，堆成了一座小山。

輪到葛瑞絲，她講了東京的計程車和情人節。講到克里斯的最後通牒，全桌笑成一團。

「妳贏了！」法蘭克舉起啤酒杯，一飲而盡。

然後她講了傍晚那一幕。

「她說：『妳還在這裏啊？』」葛瑞絲學著瑪麗的語氣，「然後我說，再見。」

桌上安靜了一下。電視裡有人達陣，吧台那頭爆出一陣歡呼。

「明天早上幾點？」安東妮雅問。

「九點。」

「妳的辦公室清了嗎？」

「香港那間？清好了。」

哈里遜舉起啤酒杯：「敬葛瑞絲。敬她清空的辦公室。」

大家都舉了杯。葛瑞絲笑著喝了一口，心裡卻已經在盤算：如果明天真的輪到她，遣散方案要怎麼談，免責條款哪幾條要問清楚，亞洲區團隊裡那兩個剛升上來的年輕人，該怎麼替他們安排。她做過管理，知道這種時候該先保住誰。

那天晚上，他們一直坐到酒吧打烊。桌上的空瓶數起來，足足有兩打。整張桌子的人都在抱怨瑪麗，擔心明天，擔心下個月。法蘭克說他已經不需要擔心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可是他擔心自己找不到新工作。

走出酒吧的時候，四十二街的霓虹燈還亮著，中央車站的大鐘指著一點十分。他們圍著店門口一隻粉紅色、穿西裝的豬寶寶照了一張合照，每個人的臉都是紅的，眼睛是半開的。

風很冷，冷得讓人一下子清醒過來。葛瑞絲抬頭看了一眼，想起教堂裡那句她始終沒有說出口的話。她不確定她有沒有幫自己禱告。也許有，也許沒有，現在都已經不重要了。

16

第二天早上八點五十分，葛瑞絲帶著兩打啤酒換來的勇氣，準時來到瑪麗的辦公室。

辦公室裡一片漆黑。

窗簾沒拉開，電腦螢幕是黑的，桌面乾乾淨淨，連那只總是擺在右手邊的白色咖啡杯也不見了。葛瑞絲站在門口，一時不知道該進去還是退出來。

瑪麗的秘書蘇珊坐在外面的位子上，看起來也有點困惑。蘇珊在銀行做了快三十年，頭髮總是梳得一絲不亂，說話輕聲細語，沒有人聽她大聲說過話。

「她今天還沒進來，」蘇珊說，「我一早就到了，沒見到她。」

葛瑞絲正要開口，口袋裡的黑莓機震動起來。是大老闆的秘書。

「葛瑞絲嗎？大老闆請妳一個小時後到他辦公室，有個緊急會議。」

「請問是什麼事？」

「他會告訴妳。」

電話掛斷了。葛瑞絲看了看那間漆黑的辦公室，又看了看蘇珊。一個小時。緊急會議。她把這兩個詞翻來覆去地排列，怎麼都排不出一個好結果。

她決定先去找安東妮雅。

安東妮雅的辦公室裡，哈里遜剛坐下，手裡端著還在冒煙的咖啡，顯然也是來打聽消息的。三個人的眼睛下面都掛著昨晚的啤酒。哈里遜說他今天清晨五點醒來，習慣性地拿起黑莓機，上面一封瑪麗的信都沒有。「這一年來，從來沒有過。」

安東妮雅打開電郵，開了一封新郵件，在收件人欄裡輸入瑪麗的名字。平常一打兩個字母就會自動跳出來的全名，這次卻什麼也沒有出現。游標在空白的欄位裡一閃一閃。

她把螢幕轉過來給他們看。

「她的信箱被停了。」

安東妮雅盯著那個空白的欄位，咬牙切齒地說：「我真希望她死掉。」

話一出口，她自己也嚇了一跳，連忙在胸前畫了個十字。「主啊，請原諒我！」

葛瑞絲沒有笑。她想起前天傍晚在教堂裡，自己繞了那麼大一個圈子，才沒有讓那句話成形。

哈里遜放下咖啡杯，發揮了一個寫作者抽絲剝繭的功力。

「妳們想想看，」他說，「如果她真的出了事，或是病危，公司會發一個通告，請大家為她祈禱，再找人代理她的工作。不會一大早就把她的電郵停掉。」

他頓了一下。

「停掉電郵，表示她沒有生命危險。表示……她已經不是公司的人了。」

房間裡安靜了幾秒鐘。窗外有一架直升機從河面上飛過，螺旋槳的聲音隔著玻璃悶悶地傳進來。然後，一個接一個，每個人臉上都慢慢浮起了笑容。不是大笑，是那種不敢太早相信、又實在忍不住的會心一笑。

一個小時後，葛瑞絲走進大老闆的辦公室。

大老闆的辦公室在頂樓，比瑪麗的大一倍，牆上掛著一幅銀行創辦時的老地圖，曼哈頓下城的街道還是泥巴路。大老闆請她坐下，表情平靜。他說，瑪麗昨天傍晚已經決定「尋找新的職涯興趣」，即日起離開銀行。亞洲區的工作暫時直接向他匯報，原本約好的一對一會談，自然也取消了。

葛瑞絲點點頭，說了幾句得體的話。她後來完全想不起自己說了什麼。

走出大老闆的辦公室，她在走廊上停了下來。走廊很長，地毯吸掉了所有的腳步聲，牆上那些歷任主席的眼睛，好像都在看著她。

原來，昨天傍晚她坐在接待處沙發上看見的那兩大袋東西，不是董事會的文件。

原來，她千里迢迢從香港飛到紐約，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了整個部門最後一個目送瑪麗離開、跟她說再見的人。

原來，前一天晚上在四十二街觥籌交錯，一桌子人抱怨瑪麗、擔心明天的時候，她已經從他們的生活裡永遠消失了。

原來，這種好萊塢式的劇情轉折，是真的會在現實世界裡發生的。

她想起那座老教堂。從她在後排閉上眼睛，到瑪麗背著兩大袋東西走進電梯，前後還不到二十四小時。

對葛瑞絲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卻又真實無比的奇蹟，就像摩西帶著以色列人走過紅海。上帝真的聽見了她的禱告，而且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就應許了——她甚至沒有開口要求那件事。

她本來以為，九九九金條這種典藏品，在任何公司都是只進不出的。現在她知道，再好的金塊，也有被脫手的時候。

17

瑪麗的影響力有多深遠，直到她離開之後才真正顯現出來。

消息傳開時，安東妮雅的秘書居然在座位上放聲尖叫，蹦蹦跳跳，像個十八歲的女孩剛搶到演唱會第一排的門票。路過的人都停下來看她，她也不在乎。

整個紐約行銷部一片春回大地。走廊上、電梯裡、茶水間，每個人嘴角都掛著笑，連那台咳嗽的咖啡機聽起來都像在唱歌。哈里遜說他中午要去吃一個雙層起司漢堡，而且會一口氣吃完。安東妮雅把桌上的糖果全部掃進一個紙袋，說要送給樓下的保全。

那天下午，葛瑞絲要搭美鐵去費城。她在華爾街攔了計程車到賓州車站，一路上不由自主地發笑，司機從後照鏡裡看了她好幾次。下車時，她給了一筆大方得過分的小費，司機愣了一下，祝她有美好的一天。

火車沿著紐澤西的沼澤地往南開，窗外的蘆葦一片枯黃，天色一點一點暗下來，遠處的工廠煙囪亮起了紅燈。她靠著車窗，想起香港那間清空的辦公室，想起克里斯那句「要不要我把那幅畫掛到書房」。她決定回去以後，把那幅版畫掛回辦公室的牆上。

到了費城，替她把行李提上計程車的車站行李員，也得到了同樣的待遇。

她約了在美術館工作的朋友湯姆吃晚飯。湯姆跟銀行八竿子打不著，她原以為這頓飯，會是她今天唯一聽不到瑪麗名字的地方。

一見面，湯姆就笑嘻嘻地向她道賀。

葛瑞絲還沒反應過來，他已經壓低聲音說：「邪惡的巫婆走啦！？」

她不可置信地看著他。湯姆聳聳肩，說他有個朋友的朋友在銀行做事，下午轉寄了一封電郵給他。一封信轉了幾手，不到幾個小時，消息就從紐約傳到了賓州。

他們吃了一頓開開心心、不太正式的慶祝晚餐。回到飯店，她剛要上床，黑莓機就響了，是香港的朋友。那邊已經是早上，對方說一起床就聽說了，特地打來恭喜。接著又進來兩封電郵，一則簡訊。

讓葛瑞絲詫異的是，這些朋友沒有一個是銀行的同事。他們各自的人際網路，迅速而有效地傳遞了這個消息，比銀行內部的通告還要快。

她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第一次發現，原來有那麼多從沒見過瑪麗的人，都知道瑪麗是誰。

18

葛瑞絲講完故事的時候，酒吧裡的客人已經走了一半。窗外的雨停了，玻璃上還掛著水珠，街燈的光在上面碎成一點一點。那杯血腥瑪麗她只喝了幾口，芹菜棒斜斜地靠在杯緣。

桌上安靜了一會兒。坐在她對面的朋友在華爾街日報做事，整晚沒怎麼說話。這時他放下酒杯，說十多年前，他在紐約跟瑪麗共事過。他親眼看過瑪麗要人把近百份文件拆開，重新裝訂，原因是「訂書針打得不直」。

他看著她，好一會兒沒說話，然後只問了一句：「妳是怎麼活下來的？」

葛瑞絲笑了笑，沒有回答。

她到現在還是不明白瑪麗的處事哲學。她不明白一個人怎麼能積聚那麼大量的負能量，數十年如一日地在辦公室裡孤軍作戰，到處樹敵；每一天都在進行人身攻擊，每一場對話都是負面批評。那是一條孤獨而淒清的路，需要極其強烈的自信心與自制力，不是一般人走得下去的。

回想起來，瑪麗讓她重新相信造物主，重新相信奇蹟，也讓她練就了一身武藝。瑪麗離開之後，新來的老闆再難纏，她都覺得不過如此。

葛瑞絲甚至有點感激她。只是這句話，她從來沒對任何一個跟瑪麗共事過的人說過。

也許哪一年的哪一天，她會給瑪麗寫一封感謝信，請她喝一杯咖啡。

她低頭看了看手裡那杯血腥瑪麗，冰塊已經化了一半。她想了想，覺得這件事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