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ekside Notes

下一篇：寫作是一種逃避嗎？——帕慕克不敢打開的那… → 史蒂芬金在《On Writing》裡說過一句很直白的話： “If you want to be a writer, you must do two things above all others: read a lot and write a lot.” 想當作家，最重要的兩件事：多讀，多寫。 最近重讀完那本書，我決定從「多讀」開始。問題是，從哪裡讀起？ 我想了一下，覺得最順理成章的，就是讀史蒂芬金本人的作品。老師叫學生多讀書，學生就先把老師的作品拿來讀，這應該算勤奮吧！ 於是我挑了《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麗塔·海華絲與蕭山克監獄的救贖）（史蒂芬金小說集《Different Seasons》其中一個故事）。說來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讀史蒂芬金的小說。《On Writing》是一本講寫作的書，不算。 不過，我並不是第一次走進這個故事的。 多年前我看過根據它改編的電影，台灣譯名叫《刺激1995》。我記得摩根·費里曼演敘事者 Red，提姆·羅賓斯演銀行家安迪。所以翻開書之前，我已經知道安迪是冤獄，知道他後來逃獄了，可是已經不記得他是怎麼逃的。 坦白說，監獄題材也不是我平常會主動挑的類型。照理說，一個已經知道結局、題材又不太對胃口的故事，應該很難讓人讀下去。 結果，我讀得欲罷不能。 先說一件我沒料到的事：這本書沒辦法囫圇吞棗式的速讀。 我讀書常常求快，很多小說掃過去就大致知道在講什麼。可是這個中篇沒有分章節，沒有用地點、日期作為段落標題，只有在某些段落之間放了分隔符號。 我試過快速翻，讀了幾頁就不知所以，只好退回去，一行一行慢慢讀。 奇怪的事在這時候發生了。 讀著讀著，我腦子裡出現了摩根·費里曼的聲音。低沉、緩慢、帶一點笑意。整個故事，我幾乎是一邊「聽」一邊讀完的。 而且同一時間，腦子裡是提姆·羅賓斯，他穿著灰色囚衣，在牢房裡刻石頭，在圖書館裡幫獄警填貸款表格、在操場和摩根·費里曼散步的畫面。 我知道，如果我讀得快，大概不會聽見那個聲音。是慢下來之後， 才有機會「聽」到Red開口說話。 既然結局早就知道了，那到底是什麼把我留下來的？ 我想，最大的功臣是 Red 的聲音。 Red 20歲就因為殺人入獄，在蕭山克監獄待了幾十年。照理說，這樣的人說起話來應該帶...

國慶日那天，高雄的藍天白雲比平常更加明亮。我錯失了空軍雷虎小組紅藍白彩煙的衝場表演，卻意外走進了高雄科工館一個撼動心靈的多媒體展覽。 一進去是一個個LED的燈牌，在漆黑的展廳裡介紹八個展區。 我戴著耳機聽著導覽老師的說明。一開始，我只當是一般的導覽，「不過就是一些佛像嘛！」，可是進入了一個又一個的展區：發願濟世的起點、宣法之地、然後走到響堂山石窟…… 我說不出話來了。 那不是幾張投影到牆上的照片而已。 根據導覽老師的說明，像響堂山石窟這樣受損嚴重的遺址，哈佛團隊比對了散落世界各地的佛頭殘件，再用 3D 掃描和攝影測量等技術，一點一點把空間重構回來。我在展場看到的光影，是有考古資料作為依據的重建。千百年前的工匠在石壁、泥牆和木頭上留下的東西，經過詳實的比對修復整理，用另一種方式回到我們眼前。 那不是一般的佛教文物，那是原本已經沒了手腳和頭顱的佛像，在學者的努力下，讓我看到了雕像原有的樣子。也就是說，即使我能夠千山萬水到達響堂山，面對的仍是歷經破壞的遺存；在這裡，我卻能透過學者的研究與數位重建，看見它們較完整的形貌。 我對佛教文物並不熟悉。對我來說，這個展覽是一場文化藝術的盛宴。 菩提迦耶、鹿野苑，讓原本陌生的佛陀生平有了具體的地理座標；而那些中國的石窟與寺塔，則讓我看見這份信仰流傳、扎根的痕跡。 走進應縣木塔的展區，最先看到的是複製版的木塔。 一座木構模型立在展間中央，一層一層往上收。屋簷翹起，每一層檐下都密密排著斗拱。燈光從底層往上打，把木頭照成溫暖的淺褐色。模型四周是一圈投影幕，幕上是放大的木塔實景黑白影像：成排的窗格與欄杆、托住屋簷的斗拱，還有懸在檐下的匾額。其中一塊寫著「天下奇觀」，旁邊小字註明是明武宗御題。 導覽老師伸手指向模型的某一層，大家跟著他的手勢抬頭，一下看模型，一下看周圍螢幕上的影像。 這座塔真正的所在地，是山西朔州應縣。它的正式名稱是佛宮寺釋迦塔，建於遼代清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高約六十七公尺，是現存最高、最古老的全木構佛塔之一。 我沒有去過山西，那時卻在高雄看著它。外五層，內九層。 讓它來到高雄的，是《明心：心靈史詩 Journey to Enlightenment》。這是慈濟基金會在創立六十周年之際，與哈佛大學文理學院認知美學媒體實驗室（CAMLab）合作四年共同策劃的展覽，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七百多坪的空間裡，分成八個展覽單元，對應...

  芝諾說，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 我以前覺得那只是哲學課本裡的悖論，直到辦理復籍那天，我在自己家附近迷了路。 我是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因為工作離開台灣的，但每年都返鄉數次，高雄與香港不過短短一個多小時的旅程，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在桃園機場的舊航廈第一次看到方文山那首詩的時候，我剛從香港搬到菲律賓，沿著那面牆一步一句地走，覺得腳步一步比一步沈重，上了飛機久久說不出話來。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台灣在和自己說再見。 彼時的我並不知道，那會是個悠長的道別。 那次離台之後，沒過多久就迎來了新冠疫情。那是我這輩子離台最久的一次——在長達千餘個無法跨越邊境的日子裡，我錯過了四個農曆新年、四個父親節，和四個母親節。 四年後回來，一個星期的短居，回到家裡第一件事，我爸就提醒我要去高雄三民區公所辦理復籍。他拄著拐杖坐在客廳那張褪色的沙發上說，至少讓他這個戶長的名下多個人，感覺戶籍謄本的份量也重得多。 區公所就在我家附近，走路大約十來分鐘。出門前，我爸跟我說了兩次方向：出巷子右手邊，過兩個紅綠燈，看到那間老字號的青草茶店再轉彎。我點點頭，手裡攥著那支裝著國外SIM卡、無法上網的手機就出門了。 然後，我迷路了。 我站在一個標示清楚的十字路口，但那些我小時候就熟悉的路名完全無法告訴我區公所的方向。我問了一個穿短褲的阿伯，他很疑惑地看著我。我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明明就是穿涼鞋、講台語的在地人，怎麼會不知道區公所在哪裡？」他給我指了路。 走了兩個街口，我開始不確定起來，又問了一個撐陽傘的小姐，她為我指了路，然後還好心提醒我，「妳如果還是不確定可以用手機的Google Map。」我囁嚅地說，「嗯，我的手機沒上網。」她很好心地陪我走了一段，一直到看見區公所才離開。 區公所的冷氣開足了馬力，像是在宣示服務民眾的決心，行政運作的節奏則和冷氣一樣乾爽俐落。填表、抽號碼牌、臨櫃辦理，前後不到半個小時，蓋了幾個章，手續就辦好了。櫃檯後方的小姐態度和藹，一邊收妥文件一邊公事公辦地告訴我，接下來要記得去另一個櫃檯辦理「復保」。於是，在另一張薄薄的表格上，我重新開始繳納國民年金，第一次加入了全民健保，開始按月繳納健保保費。 手續結束前，我把證件收進包包，順口問了一句：「既然我開始繳健保了，請問，健保卡過幾天會不會自動寄到家裡？」 臨櫃的工作人員抬起頭看著我，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個剛來地球的外星人。她深深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