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ekside Notes

這陣子一直在想，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那麼有文采、那麼有見地。所以，我讀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演說，希望能從他們領獎時發表的感言，找出一些關於寫作的蛛絲馬跡。 有些是比較四平八穩，甚至稍微沉悶的。有些，卻讓人讀完之後，再三回味。 二〇〇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的演講題目叫〈我父親的手提箱〉，就是一篇讓我讀完之後低迴不已的文章。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06/pamuk/lecture 坦白說，看到題目的時候，我以為那只是一篇客套的得獎感言。感謝評審，感謝家人，順便談談文學對人生的意義。 結果它真的一開篇就說了自己父親的手提箱。 故事是這樣的。帕慕克的父親在去世前兩年，拎了一只黑色的手提箱到他的書房，裡面是自己多年來寫的手稿和筆記本。他半開玩笑地跟帕慕克說，「等我走了以後，你看看有沒有什麼能用的。」說完，他在書房裡走來走去，似乎想幫這個手提箱找個適當的落腳地，也像急著把一件重物放下，最後把箱子擱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接下來好幾天，帕慕克每天從箱子旁邊走過，卻一次也沒碰。 那只箱子他其實非常熟悉。小時候他父親出差回來，他最愛打開它，聞箱子裡的古龍水和外國的味道。可是現在，同一只箱子，他卻猶豫了。 為什麼？ 因為他面對的是手提箱代表的一份謎樣的重擔——他怕面對真相。他怕的不是父親寫得不好，他怕的是父親寫得很好。 因為如果箱子裡真有好文章，他就得承認，那個他以為再熟悉不過的父親，身體裡還住著另一個他不認識的人。他說，即使自己年近半百，他還是希望父親只是父親，而不是一位作家。 讀到這裡，我才知道，原來他想說的根本不是手提箱，而是「作家」這個角色。 我們通常以為，面對一個人的作品，最大的恐懼是失望。帕慕克說的卻是另一種：不是怕那個熟悉的人不夠好，而是怕那個人比自己以為的更大更好。 一、寫作是從不滿開始的 這篇演說裡，我最有感覺的是他對「作家」的定義。 他說，「作家，是一個花上許多年，耐心地試圖發掘自己內在的第二個存有，以及那個使他成為他自己的世界的人。」 「寫作，就是將這份向內的凝視化為文字，去探究那個人退回自身時所進入的世界，並且懷著耐心、執拗與喜悅去做這件事。」 「作家的秘密不是靈感（因為靈感從何而來，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而是他的執拗，他的耐心。」 帕慕克沒有談小說、談新詩，也沒...

1 酒吧在一條小巷子的盡頭，門口沒有招牌，只有一盞昏黃的壁燈。外面下著雨，玻璃窗上的水一道一道往下流，把對街便利商店的白光拉得又細又長。 吧台是一整塊深色的木頭，被客人的手肘磨得發亮。調酒師站在後面，袖子捲到手肘，正搖著雪克杯，冰塊撞在金屬上，發出細碎而規律的聲響。 葛瑞絲和幾個老朋友擠在角落的卡座裡。大家都到了一個不必再假裝熱愛工作的年紀，聊著聊著，話題又繞回了老闆身上。 有人說他的老闆像琴通寧，清清爽爽，喝多了才知道後勁。有人說自己的上司是長島冰茶，名字聽起來人畜無害，其實烈得要命。還有人說，她跟過一個老闆像一杯沒放酒的莫希托，薄荷、檸檬、糖，看起來熱熱鬧鬧，喝完什麼也沒留下。 大家笑成一團。葛瑞絲晃了晃手裡的杯子，冰塊碰著玻璃，沒有說話。她跟過的老闆不算少，甜的、苦的、嗆的、淡而無味的都有。如果真要選一杯最難忘的—— 「血腥瑪麗。」她說。 朋友們都笑了，以為她在點酒。吧台後的調酒師也當了真，朝她點了個頭。她還來不及解釋，他已經拿出一個高腳杯，加冰塊，倒伏特加，再倒進濃稠的番茄汁，擠半顆檸檬，滴幾滴伍斯特醬和辣椒醬，磨上黑胡椒，最後插一根帶葉子的芹菜，推到她面前。 那杯酒紅得很飽滿，看起來像一杯營養豐富的早餐果汁。葛瑞絲啜了一口，臉皺成一團。先嚐到番茄的酸甜，接著是胡椒和辣椒，最後伏特加從喉嚨一路燒下去，燒到胃裡才停。看起來像早餐果汁，喝起來可完全不是那回事。 「說吧，」坐在她對面的人說，「是哪一個瑪麗？」 葛瑞絲把芹菜拿出來，擱在餐巾紙上。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 2 故事要從一個空抽屜說起。 那天晚上十點多，中環那棟辦公大樓裡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清潔阿姨推著水桶車從走廊經過，車輪在大理石地板上喀啦喀啦地響，消毒水的味道從門縫底下飄進來。中央空調在這個時間會自動調高溫度，辦公室裡悶悶的，像一個關了很久的櫃子。 葛瑞絲的辦公室在二十幾樓，窗外是維多利亞港。對岸尖沙咀的大樓一棟一棟亮著，招牌的光倒映在海面上，被浪打碎，又拼回去。一艘天星小輪正慢慢橫過港口，船尾拖出一道白色的水痕，很快又被黑色的海水吞掉。她在這扇窗前看了好幾年的海，從來沒有一個晚上像今晚這樣，覺得這片風景不一定屬於她。 桌上擺著一個紙箱，是她下午跟收發室要來的。紙箱旁邊，是一封列印出來的電郵，只有三行：下個月紐約總部召開全球策略會議，請亞洲區代表出席，日期如下。沒有議程，沒有說明，連一句「希望妳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