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系列（18）｜刻度——離開二十多年後，我回到一座原以為自己認得的城市

 

芝諾說，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

我以前覺得那只是哲學課本裡的悖論，直到辦理復籍那天，我在自己家附近迷了路。

我是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因為工作離開台灣的，但每年都返鄉數次，高雄與香港不過短短一個多小時的旅程，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在桃園機場的舊航廈第一次看到方文山那首詩的時候，我剛從香港搬到菲律賓，沿著那面牆一步一句地走，覺得腳步一步比一步沈重，上了飛機久久說不出話來。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台灣在和自己說再見。

彼時的我並不知道，那會是個悠長的道別。

那次離台之後，沒過多久就迎來了新冠疫情。那是我這輩子離台最久的一次——在長達千餘個無法跨越邊境的日子裡，我錯過了四個農曆新年、四個父親節，和四個母親節。

四年後回來，一個星期的短居，回到家裡第一件事，我爸就提醒我要去高雄三民區公所辦理復籍。他拄著拐杖坐在客廳那張褪色的沙發上說，至少讓他這個戶長的名下多個人，感覺戶籍謄本的份量也重得多。

區公所就在我家附近，走路大約十來分鐘。出門前，我爸跟我說了兩次方向：出巷子右手邊，過兩個紅綠燈，看到那間老字號的青草茶店再轉彎。我點點頭，手裡攥著那支裝著國外SIM卡、無法上網的手機就出門了。

然後，我迷路了。

我站在一個標示清楚的十字路口，但那些我小時候就熟悉的路名完全無法告訴我區公所的方向。我問了一個穿短褲的阿伯，他很疑惑地看著我。我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明明就是穿涼鞋、講台語的在地人，怎麼會不知道區公所在哪裡？」他給我指了路。 走了兩個街口，我開始不確定起來，又問了一個撐陽傘的小姐，她為我指了路，然後還好心提醒我，「妳如果還是不確定可以用手機的Google Map。」我囁嚅地說，「嗯，我的手機沒上網。」她很好心地陪我走了一段，一直到看見區公所才離開。

區公所的冷氣開足了馬力，像是在宣示服務民眾的決心，行政運作的節奏則和冷氣一樣乾爽俐落。填表、抽號碼牌、臨櫃辦理，前後不到半個小時，蓋了幾個章，手續就辦好了。櫃檯後方的小姐態度和藹，一邊收妥文件一邊公事公辦地告訴我，接下來要記得去另一個櫃檯辦理「復保」。於是，在另一張薄薄的表格上，我重新開始繳納國民年金，第一次加入了全民健保，開始按月繳納健保保費。

手續結束前，我把證件收進包包，順口問了一句：「既然我開始繳健保了，請問，健保卡過幾天會不會自動寄到家裡？」

臨櫃的工作人員抬起頭看著我，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個剛來地球的外星人。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用極其溫柔且專業的語氣回答我：「小姐，我們這裡只負責恢復健保。健保卡要請妳自己帶照片，去健保局的分局現場辦理領取喔。」現在回想起來，那位能憋住笑意、耐心解答我這個荒謬問題的工作人員，真的應該拿個最佳服務獎。

復籍那天，是我正式與這座島嶼在法律制度上重新接軌的開始。走出公所大門，高雄的熱風迎面撲來，我把剛辦好的戶籍謄本折好放進口袋。

回家的路上，我又迷路了，但那次我沒問人就找到了回家的路線。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回到台灣，和認得台灣，從來就不是同一件事。

復籍之後又過了幾個月，我才正式搬回台灣定居，不是高雄，而是台北，一個我離台後就鮮少駐足的地方。

定居後要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領那張屬於我的健保卡。

我不是沒看過健保卡。以前回台探親，我曾幫我爸拿著他卡片去巷口的藥房領過幾次處方箋。而這一次，我坐在健保局的大廳裡，看著LED螢幕跳出我的號碼，臨櫃領取到那張印著自己照片、寫著自己名字的晶片卡時，感覺像領到了登機證，有資格去另一個地方旅行——只是這一次，我不是要離開，而是要留下來。

第一次拿著自己的健保卡去醫院掛號時，我甚至有種觀光客「到此一遊」的新鮮感。報到機、診間、繳費、領藥，這些對久居台灣的人再平常不過的流程，對我來說都是重新學習生活的步驟。

此時的我在法律與體制上，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台灣人。我有戶籍、有健保、有國民年金，皮夾裡躺著有照片的證件，每個月的帳單會準時寄到家裡的信箱。 但生活上每天總有一些說不出來的不確定感。

回想起來，我的歸鄉過程，很大一部分是超商的店員陪我一步一步走過的。

台北街角隨處可見的超商，總是二十四小時亮著白色日光燈。對我而言，它們不只是買飲料或寄件的地方，更像是一個個的生活轉譯站。

那天我抱著一瓶豆漿和御飯糰結帳，店員一邊熟練地掃描條碼，一邊頭也不抬地問：「發票要存載具嗎？」

「載具」這兩個字，我不陌生。第一次聽到的時候還是幾年前，我的答案一貫是理所當然的「不用」。因為，登記載具的過程、還有什麼綁定信用卡的，來來回回要經過幾個驗證，太麻煩了。

但有了台北這個新的居住地之後，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我卻遲疑了。我愣在收銀檯前，身後排隊的人龍正在不斷變長；我突然理解，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應該是「好」，但我只能慌張地吐出兩個字：「不用」。 店員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隨後鍵盤劈啪幾聲，遞給我一張細長的紙本發票與明細。

回家後我拉著妹妹教我「載具」的註冊方式和用法，像個小學生一樣仔細問問題。折騰了好一陣子，總算在手機裡弄出一組屬於自己的條碼。

然而，擁有了載具條碼並不等於擁有了流暢的反射動作。

剛開始使用那幾週，每次排到結帳隊伍的前端，我總是笨手笨腳。我站在收銀檯前，一邊找現金或悠遊卡，一邊手忙腳亂地解鎖手機，在五六個不同的 App 介面裡瘋狂尋找那個條碼。

有一次正是下班尖峰時刻，後方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每個人手裡都拿著微波食品或飲料。我的手指因為焦慮而在沾滿指紋的螢幕上不斷滑錯，慢到後面排隊的一位穿著快遞制服的男生忍不住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嘆氣。那聲嘆氣很輕，但在密閉的空間裡卻無比刺耳，我於是決定放棄使用載具，匆忙逃離了那家超商。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會選擇人比較少的超商、或者等排隊的人都走了才開始結帳，因為，找載具條碼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除了發票，超商的櫃檯還承擔了許多教學功能。第一次從新住處出門，回家的時候我用Apple Map兜了一大圈，還是找不到自己住的大樓，只好硬著頭皮走進了轉角的超商。店員放下手裡正在補貨的紙箱，繞出櫃檯打開他自己的手機 Google Map，在螢幕上指給我看「要直走到底，再右轉」。

會員卡、發票兌獎等，這些瑣碎的生活常識，都是那些穿著制服的店員，在無數個日常的兩分鐘裡，一點一滴把我「教」成一個在地人的。

超商的店員會等我，但捷運的車子不會。

那天我需要搭乘機場捷運去找一位多年未見的朋友。朋友告訴我「機捷第一站下車就對了！」。我順利地用悠遊卡刷進了捷運站，根據「台北捷運GO」的指示，從「環狀線」換到「機捷線」也找到了正確的月台。我走了進去，車廂裡坐滿了帶著行李的旅客，心裡湧出一種「這次我完全做對了」的踏實感。看著窗外的景物飛速後退，覺得自己正安穩地行駛在正確的軌道上。

到車窗外的站名以一種陌生且決絕的速度一閃而過，而且抵達「第一站」似乎比預期時間久時，手機震動了，跳出朋友的訊息：「妳到了嗎？」

我下了車，開心回覆「我到了，是A8站對吧？」

朋友秒回「A4。妳坐錯車啦！」

我的朋友站在一個只有「普通車」停靠的第一個站等我；而我搭上了「直達車」，在「直達車」停靠的第一個站下了車。

我和朋友三十年沒見了；那天，我遲到了一個多小時。

回到家跟弟弟說了這件事，他笑著說「全台灣的人都知道機捷有直達車和普通車啊！」

「但我不知道啊！」我回答。

「所以，妳還是個『歪國人』啊！」他補了一句。

兩個人各自站在不同的車站月台上，隔著幾十公里的軌道，中間是無法即時修正的班次時間。那種類似電視劇的荒謬場景，的確令人忍俊不禁。

那一刻，原本好像已經被我追近了的那隻烏龜，忽然又離我更遠了。

剛回台的那幾個月，我的舌頭還住在之前住了將近二十年的城市裡。

有一次走進超商結帳，我把手裡的卡片遞給店員，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麻煩幫我的『八達通』增值五百元。」

空氣瞬間凝固了一秒。店員手裡拿著卡片，有些疑惑地看著上面的圖案，隨後用一種極有禮貌、試圖不讓我尷尬的語氣輕聲提醒：「小姐，『八達通』是香港的吧？我們這裡這張叫『悠遊卡』喔。」

我愣了一下，才發現自己吐出了一個不屬於這裡的詞彙。

又有一次忘了帶手機，我想找最近的捷運站，攔了個學生模樣的路人問：「請問離這裡最近的地鐵站怎麼走？」

被問路的大學生停了下來，指著不遠處的藍色標誌說：「喔，妳說的是捷運站吧，就在前面轉角。」

香港的「八達通」與「地鐵」，在我的生活裡使用了太多年，它們已經變成我喉嚨深處本能的肌肉記憶。它們是幾顆舊城市的齒輪，固執地試圖替我命名眼前的移動方式。

然而最深、也最尷尬的一次刻度偏誤，發生在手指的尖端。

訓練中心的職員遞給我一張紙，要我寫居住地址，好方便他們寄送口譯證書。我的大腦因為「合格」兩個字興奮無比，已經停止運作，接過那支藍色的原子筆之後，我的右手就開始自由行動。

我的嘴巴說著「這是我的地址..」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極其流暢地寫下了三個字：「台北縣」。

熟識的職員笑了「現在叫『新北市』！」

我也笑了，劃掉「台北縣」，重新寫上地址。

我當然知道我住的地方現在叫做「新北市」，它在很多年前就已經改制了。我不是不記得這個行政變更；我的水電單、信件、包裹上都寫著新北市。但我的手還是不記得。在大腦暫時停止監控的時刻，它寫下的是它上個世紀離開時，身體牢牢記住的那個台灣。

寫錯的地址，只需要用立可白輕輕一劃就能改好。但手指的記憶，只能按它自己的時間、以一種近乎停滯的緩慢速度，在無數次的擦拭與重寫中更新。

回台一年後的今天，我覺得我已經很像台灣人了。

那些曾經在超商收銀檯前讓我滿頭大汗的動作，已經變得極其自然。曾經必須每天、每次仰仗「台北捷運GO」才知道應該在那個站換車、轉什麼線的我，已經可以不用APP在熟悉的站點上下車。

我甚至因為有人在「古亭站」問我「請問去師大要從哪個出口出去？」自己能像個本地人，老成地回問「你要去『校本部』？還是『圖書館』那邊？出口不一樣喔！」沾沾自喜了一下。

我開始稍微摸清了這座城市的脾氣。我開始習慣追蹤手機裡的新聞快訊、大樓的LINE群組有最新的電梯維修公告、一個叫「智生活」APP推送的包裹領取通知、超商架上因為季節更迭而突然擺滿的草莓季甜點。

這些改變不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早晨、伴隨著某種「頓悟」突然發生的。它們沒有儀式，也沒有慶典。它們是在無數次拿著Google Map 走錯路、無數次被超商店員糾正、無數次上了捷運發現坐錯車之後，在最乏味的日常裡，一格一格、耐心地磨出來的。

我知道我還沒有抵達終點。只是生活了四百多天之後，我開始比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知系統和這個環境之間，還偏離多少刻度。

就像一柄放在抽屜深處太久的舊量尺。重新拿出來時，邊緣有些磨損，刻度也未必完全準確。可是量得久了，我開始知道哪裡要多看一眼，哪裡要扣掉一點誤差。

每在一個新的城市落腳，我都得用這把尺重新校準自己。

只是這一次，尺的另一端量著的，不是異鄉，而是我原本以為自己認得的地方。

我知道，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那隻烏龜。

但至少這一次，我可以大略量出自己與牠的距離。

也許，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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