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ekside Notes

下一篇：寫作是一種逃避嗎？——帕慕克不敢打開的那… → 史蒂芬金在《On Writing》裡說過一句很直白的話： “If you want to be a writer, you must do two things above all others: read a lot and write a lot.” 想當作家，最重要的兩件事：多讀，多寫。 最近重讀完那本書，我決定從「多讀」開始。問題是，從哪裡讀起？ 我想了一下，覺得最順理成章的，就是讀史蒂芬金本人的作品。老師叫學生多讀書，學生就先把老師的作品拿來讀，這應該算勤奮吧！ 於是我挑了《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麗塔·海華絲與蕭山克監獄的救贖）（史蒂芬金小說集《Different Seasons》其中一個故事）。說來有點不好意思，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讀史蒂芬金的小說。《On Writing》是一本講寫作的書，不算。 不過，我並不是第一次走進這個故事的。 多年前我看過根據它改編的電影，台灣譯名叫《刺激1995》。我記得摩根·費里曼演敘事者 Red，提姆·羅賓斯演銀行家安迪。所以翻開書之前，我已經知道安迪是冤獄，知道他後來逃獄了，可是已經不記得他是怎麼逃的。 坦白說，監獄題材也不是我平常會主動挑的類型。照理說，一個已經知道結局、題材又不太對胃口的故事，應該很難讓人讀下去。 結果，我讀得欲罷不能。 先說一件我沒料到的事：這本書沒辦法囫圇吞棗式的速讀。 我讀書常常求快，很多小說掃過去就大致知道在講什麼。可是這個中篇沒有分章節，沒有用地點、日期作為段落標題，只有在某些段落之間放了分隔符號。 我試過快速翻，讀了幾頁就不知所以，只好退回去，一行一行慢慢讀。 奇怪的事在這時候發生了。 讀著讀著，我腦子裡出現了摩根·費里曼的聲音。低沉、緩慢、帶一點笑意。整個故事，我幾乎是一邊「聽」一邊讀完的。 而且同一時間，腦子裡是提姆·羅賓斯，他穿著灰色囚衣，在牢房裡刻石頭，在圖書館裡幫獄警填貸款表格、在操場和摩根·費里曼散步的畫面。 我知道，如果我讀得快，大概不會聽見那個聲音。是慢下來之後， 才有機會「聽」到Red開口說話。 既然結局早就知道了，那到底是什麼把我留下來的？ 我想，最大的功臣是 Red 的聲音。 Red 20歲就因為殺人入獄，在蕭山克監獄待了幾十年。照理說，這樣的人說起話來應該帶...

國慶日那天，高雄的藍天白雲比平常更加明亮。我錯失了空軍雷虎小組紅藍白彩煙的衝場表演，卻意外走進了高雄科工館一個撼動心靈的多媒體展覽。 一進去是一個個LED的燈牌，在漆黑的展廳裡介紹八個展區。 我戴著耳機聽著導覽老師的說明。一開始，我只當是一般的導覽，「不過就是一些佛像嘛！」，可是進入了一個又一個的展區：發願濟世的起點、宣法之地、然後走到響堂山石窟…… 我說不出話來了。 那不是幾張投影到牆上的照片而已。 根據導覽老師的說明，像響堂山石窟這樣受損嚴重的遺址，哈佛團隊比對了散落世界各地的佛頭殘件，再用 3D 掃描和攝影測量等技術，一點一點把空間重構回來。我在展場看到的光影，是有考古資料作為依據的重建。千百年前的工匠在石壁、泥牆和木頭上留下的東西，經過詳實的比對修復整理，用另一種方式回到我們眼前。 那不是一般的佛教文物，那是原本已經沒了手腳和頭顱的佛像，在學者的努力下，讓我看到了雕像原有的樣子。也就是說，即使我能夠千山萬水到達響堂山，面對的仍是歷經破壞的遺存；在這裡，我卻能透過學者的研究與數位重建，看見它們較完整的形貌。 我對佛教文物並不熟悉。對我來說，這個展覽是一場文化藝術的盛宴。 菩提迦耶、鹿野苑，讓原本陌生的佛陀生平有了具體的地理座標；而那些中國的石窟與寺塔，則讓我看見這份信仰流傳、扎根的痕跡。 走進應縣木塔的展區，最先看到的是複製版的木塔。 一座木構模型立在展間中央，一層一層往上收。屋簷翹起，每一層檐下都密密排著斗拱。燈光從底層往上打，把木頭照成溫暖的淺褐色。模型四周是一圈投影幕，幕上是放大的木塔實景黑白影像：成排的窗格與欄杆、托住屋簷的斗拱，還有懸在檐下的匾額。其中一塊寫著「天下奇觀」，旁邊小字註明是明武宗御題。 導覽老師伸手指向模型的某一層，大家跟著他的手勢抬頭，一下看模型，一下看周圍螢幕上的影像。 這座塔真正的所在地，是山西朔州應縣。它的正式名稱是佛宮寺釋迦塔，建於遼代清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高約六十七公尺，是現存最高、最古老的全木構佛塔之一。 我沒有去過山西，那時卻在高雄看著它。外五層，內九層。 讓它來到高雄的，是《明心：心靈史詩 Journey to Enlightenment》。這是慈濟基金會在創立六十周年之際，與哈佛大學文理學院認知美學媒體實驗室（CAMLab）合作四年共同策劃的展覽，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七百多坪的空間裡，分成八個展覽單元，對應...

  芝諾說，阿基里斯永遠追不上烏龜。 我以前覺得那只是哲學課本裡的悖論，直到辦理復籍那天，我在自己家附近迷了路。 我是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因為工作離開台灣的，但每年都返鄉數次，高雄與香港不過短短一個多小時的旅程，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在桃園機場的舊航廈第一次看到方文山那首詩的時候，我剛從香港搬到菲律賓，沿著那面牆一步一句地走，覺得腳步一步比一步沈重，上了飛機久久說不出話來。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台灣在和自己說再見。 彼時的我並不知道，那會是個悠長的道別。 那次離台之後，沒過多久就迎來了新冠疫情。那是我這輩子離台最久的一次——在長達千餘個無法跨越邊境的日子裡，我錯過了四個農曆新年、四個父親節，和四個母親節。 四年後回來，一個星期的短居，回到家裡第一件事，我爸就提醒我要去高雄三民區公所辦理復籍。他拄著拐杖坐在客廳那張褪色的沙發上說，至少讓他這個戶長的名下多個人，感覺戶籍謄本的份量也重得多。 區公所就在我家附近，走路大約十來分鐘。出門前，我爸跟我說了兩次方向：出巷子右手邊，過兩個紅綠燈，看到那間老字號的青草茶店再轉彎。我點點頭，手裡攥著那支裝著國外SIM卡、無法上網的手機就出門了。 然後，我迷路了。 我站在一個標示清楚的十字路口，但那些我小時候就熟悉的路名完全無法告訴我區公所的方向。我問了一個穿短褲的阿伯，他很疑惑地看著我。我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明明就是穿涼鞋、講台語的在地人，怎麼會不知道區公所在哪裡？」他給我指了路。 走了兩個街口，我開始不確定起來，又問了一個撐陽傘的小姐，她為我指了路，然後還好心提醒我，「妳如果還是不確定可以用手機的Google Map。」我囁嚅地說，「嗯，我的手機沒上網。」她很好心地陪我走了一段，一直到看見區公所才離開。 區公所的冷氣開足了馬力，像是在宣示服務民眾的決心，行政運作的節奏則和冷氣一樣乾爽俐落。填表、抽號碼牌、臨櫃辦理，前後不到半個小時，蓋了幾個章，手續就辦好了。櫃檯後方的小姐態度和藹，一邊收妥文件一邊公事公辦地告訴我，接下來要記得去另一個櫃檯辦理「復保」。於是，在另一張薄薄的表格上，我重新開始繳納國民年金，第一次加入了全民健保，開始按月繳納健保保費。 手續結束前，我把證件收進包包，順口問了一句：「既然我開始繳健保了，請問，健保卡過幾天會不會自動寄到家裡？」 臨櫃的工作人員抬起頭看著我，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個剛來地球的外星人。她深深吸了...

我最近突然想起一本已經不在我書架上的書。 Tom Hodgkinson 的 《How to Be Idle: A Loafer’s Manifesto》。 想起它的時候，我沒有去書架找那本書。因為我知道它不在那裡。它離開我已經好多年了，是我自己把它送走的——那年準備搬家離開香港的時候送給朋友的。我還記得當時自己得意洋洋地對朋友說：「我就要去火山腳下過鄉村生活啦，妳還在地獄就看這本書『精神出軌』一下吧！」 我先想到的不是書的內容，而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這本書不在了，我到底少了什麼？ 我試著回答，發現沒有想像中容易。 買這本書的時候，我正過著朝七晚十一的生活——早上第一個電話會議和澳洲連線，晚上最後一通電話會議和紐約連線。 那時候手機從不離身，連進洗手間都帶著，深怕淋浴的時候錯過一通電話、一封電郵。晚上回電郵回到關燈睡覺為止，第二天早上睜開眼睛，還沒下床又開始回電郵。 有一天我去逛書店，想替自己解解壓，無意間買了這本書。書名看起來很對症：How to Be Idle，怎麼當一個閒人。 我想學的，是放鬆。 結果讀了沒幾章，我就把它放回了書架。 Hodgkinson 在書裡說，「工作」是讓人精神生活失常的根源。工業社會以前，大多數人是自僱者，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幹活，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後來為了招募勞工，早睡早起被捧成美德，讓工人快速補充體力的速食店跟著興起，人從此成了時間的俘虜。 他還替理想中的閒人排了一張作息表：早上八點鬧鐘響，按掉，繼續睡；十點賴在床上思考人生；下午一點慢條斯理吃午飯；三點睡回籠覺；六點喝一杯；晚上十點上酒館找朋友天南地北；凌晨三點，繼續開趴。 當時的我讀到這裡，只覺得荒謬。這個人大概從來沒上過班吧。說得這麼輕鬆，電郵誰回？老闆的電話敢不接？ 我在 2018 年的一篇文章寫過讀這本書的經驗，用的形容詞是「荒謬」、「不以為然」、「離經叛道」。那篇文章最後，我還半開玩笑地奉勸讀者：如果你還在為工作打拼，就別浪費時間與金錢在這本書上了。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有點好笑——這句話其實正是寫給當年的自己的。 《How to Be Idle》那本書就這樣在書架上待了好幾年。 沒有被翻開，也沒有被丟掉。它只是和其他買了卻沒讀完的書放在一起；後來被別的書「並排停車」擠到了牆邊。 一直到我準備搬去菲律賓，整理書架，才又把它抽出來重讀。 同一本書，後來已經可以不用上班的我再讀...

There are books in my living room, in the study, near the dining table, on the counter in the bedroom where a TV set was supposed to be placed, and of course, right next to my bed. I enjoy reading fiction before going to sleep because it makes my dreams more interesting. Sometimes I alternate between different books in one night; at other times, I simply cannot put a book down until three o’clock in the morning. It’s hard to find a page-turner, at least for me. Three weeks ago, I read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or ten pages and went to bed. To this day, I still don’t feel like reopening it t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to Stevens. Well, Richard Osman’s THE THURSDAY MURDER CLUB seemed more appealing. I listened to it on the treadmill and during my commute. The story is engaging, but I don’t seem terribly eager to know how it develops. Don’t get me wrong: the murder has happened and the detectives are still scratching their heads trying to find the killer. Me too. But I’m not i...

前幾天，9月12日是張國榮的七十歲冥誕。他唱過很多膾炙人口的曲子，有些曲子，只要旋律響起，就會讓人想起整部電影。 對我來說，《當愛已成往事》就是這樣的一首歌。每次聽見它，我都會想起《霸王別姬》，想起張國榮演的程蝶衣，想起他一遍又一遍在台上成為虞姬。 我們今天想到「霸王別姬」，第一個浮上來的，往往是愛情、是告別、是虞姬。可是如果把戲曲、電影和後世替這段故事加上的浪漫全部拿掉，我認為，故事真正的主角仍然是那個霸王。 項羽。 公元前202年，垓下。 項羽被圍。他聽見四面楚歌，以為楚地已盡歸漢軍，夜裡飲酒悲歌，唱出著名的：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在旁和歌，項羽落下了英雄淚，左右侍從也都哭了。 後來，他帳下的士兵一個個散去。這個曾經分封十八路諸侯、號稱西楚霸王的人，帶著最後幾十位騎兵，一路退到烏江邊。 亭長備好了船，勸他渡江回到江東，重振旗鼓然後捲土重來。 項羽笑了，他說了一句後來被記了兩千年的話： 「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是老天不給我活路，不是我打不過。 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有點心驚。 一開始覺得悲壯、也認為那是一種「時不我與」的委屈。後來，聽熟了那句話之後，卻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一個那麼驍勇善戰、那麼有才華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面對不如人意的結局，不是回顧過往，面對自己的錯誤，而是對自己說「這是天意」。 他不是看不見。他身邊發生的每一件事，其實都在告訴他原因： 他中了劉邦的反間計，失去了范增；韓信曾在他帳下獻策，卻始終不獲重用，最後投奔劉邦；他在新安殺掉二十萬秦國投降的戰俘；進入咸陽後又殺子嬰、焚秦宮；他違背關中王之約，分封諸侯時又製造了一批新的不滿；最後甚至放逐、殺掉自己名義上的君主義帝。 每一件事單獨看，都有他不得不為的理由；但樁樁件件連在一起，卻鋪成了一條不歸路。 把這些失誤堆積起來，承認「我是因為自己的性格和選擇而輸的」，太痛了。相比之下，「天要亡我」反而是一個比較容易接受的版本——這個想法，讓項羽到死都還可以以那個無敵的霸王自居，只是運氣不好而已。 但司馬遷可沒被項羽的自欺欺人矇騙。 他說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最後「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卻還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司馬遷最後甚至反問：「豈不謬哉！」 司馬遷寫下「尚不覺寤，而不自責」時，距離項羽之死已經大約一百年；...

你有沒有跟朋友喜歡同一樣東西，可是喜歡的原因不一樣？ 這應該很平常，但如果要描述那種經驗的話，我會覺得有點像去動物園看大象——明明喜歡的都是大象，有人喜歡長鼻子、有人喜歡白象牙、有人喜歡大粗腿。 我記得許多年前有次跟朋友聊《紅樓夢》。我們都喜歡這本書，也都讀過不只一次，本來以為可以聊得很開心。 結果聊了不到十分鐘，年輕的我就開始覺得困惑。 她說她最喜歡的角色是王熙鳳。她覺得王熙鳳聰明、果斷，在一個對女性極不友善的環境裡撐出了一片天。她欣賞的是那種在夾縫裡求生存的能力，甚至覺得王熙鳳比書裡大部分的男性角色都果斷。 我聽完有點意外。我對王熙鳳的感覺完全不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對尤二姐做的事——表面上笑臉迎人，背後步步算計，把人逼到絕路。我不是不知道她聰明、而且行事俐落，但那種聰明讓我不寒而慄。我從來沒有辦法欣賞她。 我們沒有爭論。但那天之後，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朋友沒有讀錯，我也沒有讀錯。我們讀的是同一個角色、同樣的情節、曹雪芹寫的每一個字都一模一樣——可是我們各自從裡面拿出來的東西，幾乎是兩本不同的書。 後來我才慢慢意識到，這種情況遠比我以為的更普遍。 讀《笑傲江湖》的時候也是。大部分的人聊起這本書，談的是令狐沖——灑脫、重義氣、被師父冤枉了也不記恨，最後和任盈盈琴簫合奏，退隱江湖。喜歡令狐沖很容易，因為他活得讓人羨慕。 但我每次重讀，停留最久的不是令狐沖。是林平之。 林平之出場的時候是一個清秀、驕傲的少年，家境好，教養好，前途一片光明。然後一夜之間，因為一本家傳的劍譜，全家被滅門，父母雙亡，他自己也從一個被保護的少爺變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他投入華山派，表面上是學武，心裡只有一件事：復仇。後來他得到了劍譜，揮刀自宮，練成了辟邪劍法，殺了仇人，卻也變得多疑、冷酷，最終殺了自己的妻子，雙目失明，被囚禁在西湖的底牢。 令狐沖和林平之，其實遭遇很像。都被命運重擊，都被身邊最信任的人辜負。但一個被傷害之後仍然選擇向人敞開，另一個被傷害之後把所有人都當成了潛在的敵人。一個越活越寬，一個越活越窄。 一個人被背叛之後還能保持信任，那需要的不只是豁達，還需要某種我說不太清楚的東西——也許是運氣，或者應該說，他剛好碰上了值得信任的人；也或許只是他碰巧沒有被逼到絕境。林平之沒有那個運氣。他的每一步都是被逼出來的，到最後，他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在復仇還是在自毀。 《三體》更明顯。 很多人...

我以為自己只是去菲律賓一趟，回來之後才發現，我真正學到的，是對台北的看法。  回台定居後第一次去菲律賓，有說不上的陌生與熟悉混雜的感覺。 很明顯，對菲律賓的熟悉感減少了，在「距離」這個量尺上，我已經明顯靠近了台灣：我熟悉了身邊的語言、搭捷運時自發的秩序、還有那種一邊聽音樂一邊走路的悠閒。 一入境馬尼拉，我的腳步就不自覺加快，身體開始緊繃，手把包包攥得緊緊的，我還是戴著耳機，沒有開音樂，而是隨時注意「耳聽八方」，耳機只是一個避開不必要對話的工具而已。 入境的那一天，馬尼拉下著大雨，親戚說他們家附近淹水了，他們手忙腳亂地在清理家裡。我沒跟他們聊太久，因為我知道，淹水的時候電力公司會自動斷電，他們還需要用手機處理其他更重要的事。 跟朋友在馬尼拉會合後到達了有「衝浪之都」稱號的錫亞高島（Siargao Island），那幾天卻是藍天白雲，天氣好極了。喜歡水上活動的人，可能都會喜歡上那裡的白沙海灘，以及清澈見底的海水。 熱到將近40度的初秋，錫亞高島大街上有許多餐廳和咖啡館，可是，絕大多數都沒有空調。正確的說法是，提供空調的餐廳寥寥無幾。而就算是有空調，用餐的時候，偶爾也會突然一片漆黑，得等到店家開啟發電機，才能重見光明。旅館也是，突然間就會停電，得等上個幾分鐘到半小時，才能恢復供電。 跟當地人聊天才知道，這座島嶼由於供電不足，經常停電，民眾往往必須自備發電機或太陽能系統自力更生，這也是大部分的店家無法提供空調的原因。 但這還不是讓我最震撼的。 一天在和電動三輪車司機聊天的時候，他提到幾年前島上迎來了一個超級颱風，摧毀了好幾座渡假村，同時把電力基礎設施——電線、電線桿、變壓器、變電所等等吹了個稀巴爛。整整三個月，他們家沒有電可以用。 那個穿著拖鞋的三輪車司機說「三個月沒有電」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平淡地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但卻把我整個人震懾住了。 「三個月沒有電」？我回想起自己住在黎牙實比的時候，曾經因為颱風幾天沒有電，但因為天氣不好，即使有太陽能系統，還得加上發電機才能勉強過日子。但發電機開了8小時得休息上幾個小時，所以還是幾個小時沒電。停電的時候也是停水的，因為供水得靠抽水馬達。 一次我在馬尼拉，住在黎牙實比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連續停電了18天。「電來的那天，我還在用瓦斯爐煮飯，我都忘了我有電鍋了！」那是朋友傳來的短訊，還加上了好幾個笑臉。那是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短訊。...

那天下午，我在微風廣場的一家精品保養品櫃檯，用一張會員兌換券換一罐膠囊乳霜。 那是我第一次在那個門市遇上那個櫃姐，她很專業。 櫃檯上早已備好一個盒子，有鞋盒那麼大。她掀開盒蓋，從中央的黑色絨布凹槽底座中間，把那罐掌心大的乳霜捧出來，讓我過目，一本正經地像是主持一個小型的晚會。我明白，畢竟，那是一罐要價不斐的膠囊乳霜，而那個不成比例的超大包裝盒，正是那種「價值不菲」的主要來源。 這罐膠囊乳霜我用過幾次了，並不陌生。所以，當她要把它重新放回盒子、繫上緞帶、裝進微風廣場紙袋的時候，我開口了。 我說：「盒子留著吧，我拿乳霜走就好。」 我把那罐掌心大的乳霜放進帆布袋，跟裡面幾本鋼琴譜擺在一起就走了。盒子留在櫃檯上。 櫃姐的表情，有一瞬間的僵硬。她把罐子遞給我的時候，還翻了一個很輕、但我看得見的白眼。 這個我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沒有多說什麼，可是我看得出來，我沒有照著她預期的方式，讓她完成那個慶典，然後把盒子帶回家，讓她很不高興。似乎，我留在櫃檯上的，不只是一個盒子，還包括產品說明書、那個微風紙袋，以及把它們一件一件包起來的那整套程序——她原本準備好、要鄭重交給我的那個時刻。而我，只拿走了膠囊乳霜。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不要一個我拿回家也是丟掉的盒子，會讓人不高興？ 或者換一個問法——那個盒子，到底是誰的？是我的，還是那罐乳霜的？ 如果只從功能想，這件事其實很簡單。乳霜需要一個乾淨、不透光、好保存的容器，那個罐子本身就夠了。多出來的那個大盒子、那層絨布內裡、那條緞帶，對乳霜的保存沒有任何幫助。它們保護的，其實不是乳霜。 它們保護的，是那個「要價不斐」的價格。 一罐掌心大的膠囊乳霜賣到那個價錢，如果就這樣裸著遞到你手上，你大概會遲疑。你會忍不住去想它的成本，想它到底憑什麼。可是當它被放進一個慎重的盒子、墊上絨布、繫上緞帶，整件事就變成了一場儀式。你換到的不再只是乳霜，而是一段被慎重對待的過程。 我想那個盒子真正在賣的，其實是「還不認識產品」的那一刻——是顧客第一次把它捧在手上、還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的那份鄭重。而我的問題也許就在這裡：這罐東西我早就用過了，盒子對我，已經沒有什麼好介紹的了。 而且，說句公道話，那段過程對很多人是真的有價值的。 拆開緞帶的那幾秒鐘，掀開盒蓋、看到絨布的那一瞬間，把微風廣場的紙袋提在手上、走過百貨公司大廳的那一小段路——這些都會讓人覺得，自己值得...

你曾經向人家介紹書嗎？ 我有過，但次數不多。 大部分都是跟朋友聊天的時候，提到了某一個話題，突然讓我想起了某一本書，於是隨口一提。 那些可以隨口一提的書大多是主題明確的暢銷書，例如，對於未來人生規劃覺得迷茫的青少年，我會建議他們去看《Tuesdays With Morrie》. 有家人在與癌症搏鬥的，我會建議他們看 《When Breath Becomes Air》. 因為要照顧小孩而不得不暫別職場，因此覺得遺憾的閨蜜，我建議她們看《The 100-Year Life》. 介紹那些書一點都不困難，因為那些書都很實用，而且淺顯易懂。不是因為每個人讀了都一定有用，而是那些書和對方當時面對的問題之間，通常有直接對應的關係。 但有些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卻讓我覺得很難啟齒。例如《Conversations with God》、《Letters to Vanessa》、《Seth Speaks》。 《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也是其中一本。我有幾次想向別人介紹這本書，話已經到了嘴邊，最後卻沒有說出口。 那次跟個朋友吃飯，聊到最近在讀什麼，我差一點就說了。但我腦子裡幾乎同步跑出了另一個念頭：我與她其實多年不見，只知道她最近在學日文，我們也從來沒有討論過比較形而上的話題。如果我現在提起這本書，她最好的反應大概是禮貌地說「喔，聽起來不錯」，然後換話題。最壞的情況是她直接問：「你也信這種東西？」 那句話問的其實已經不只是書，也包括我。我不怕被質疑，但我不想把好好的一餐飯變成一場辯論。 於是我把話吞進了肚子裡。 另一次，是在家裏。我看到了這本書，隨手把它從書架上抽出來，把它塞給妹妹，但非常輕描淡寫——沒有解釋內容、沒有說自己為什麼喜歡，只是說「賈伯斯也喜歡喔」，就像提到昨天看了一部還可以的電影。我一邊開口，一邊已經在想：她最近忙得焦頭爛額，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再好的書，現在塞給她也只會變成另一項未完成的功課。果然，她瞄了一眼，然後把書放回架上「下次吧，最近實在太忙了，沒時間看！」 明明是自己真心喜歡的書，為什麼推薦的時候反而猶豫？ 後來我想明白了。問題不在這本書，也不在那些我沒有推薦的對象。問題在於，推薦一本書這件事，比我原先以為的複雜得多。 我第一次讀《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讀的是中文版。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當時讀完覺得很好，有一些段落讓我反覆回想了很久，但老實說，還是有一些地方...

2001年4月17日，Enron（安隆）的法人說明會上，一位叫 Richard Grubman 的基金經理人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問，「貴公司能不能在公布獲利數字的時候，也一併給出資產負債表？」 執行長 Jeffrey Skilling 說，資產負債表要等到月底向主管機關申報時才能一併提供。 Richard Grubman 追了一句：「你是唯一一家公布財報時，連一張資產負債表、或一張現金流量表都拿不出來的金融機構。」 然後，在那通所有分析師都聽得見的電話裡，Jeffrey Skilling 說：「你、你、你……嗯，非常感謝，我們很感激。混蛋。」 那天 Enron的股價收在60美元。休士頓總部裡有人擊掌叫好，覺得執行長狠狠修理了那個一直找碴的傢伙。市場的解讀是：這個分析師大概是來鬧的。 八個月後，Enron 宣告破產。 Enron 是個特別的案例，因為它不是 Madoff 那種直接編出不存在交易的騙局。它更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許多數字表面上可以勾稽，報表形式上也能對得起來；問題藏在交易名目、合併範圍、會計分類與未揭露的附帶協議。 它的每一份報表都對得起來。許多交易表面上都有文件可循，報表形式上也能勾稽。會計師簽了字，董事會通過了，主管機關收到了申報文件。 嚴格來說，Enron 玩的是障眼法。但不是去動數字，而是去動交易的「名目」。 這一招之所以有效，不是因為它高明到沒人看得懂，而是因為當一件事被包裝得夠複雜的時候，大部分的人就看不懂了。也很少有人敢站出來說：「等一下，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財務報表ABC 要看懂這些障眼法為什麼有用，得先知道財報原本是設計來做什麼的。簡單說： 損益表告訴人，這家公司賺了多少。 資產負債表告訴人，它實際上擁有什麼資產、有多少錢沒還。 現金流量表告訴人：錢，究竟有沒有真的進來。而且它會分開來記——「本業賺到的錢」記在營業活動，「借來的錢」記在融資活動。這條分界線的存在，就是為了讓股東看清楚，這家公司是靠真本事掙錢活著，還是靠借錢活著。 還有第四件事，比較少人注意，卻是整個Enron故事的關鍵：財報合併範圍。 一家上市公司的報表，不是只有母公司自己，而是要把所有「屬於它」的實體全部合併進來。所以在編報表之前，得先回答一個問題：什麼算我的？什麼不算？ 這條線畫在哪裡，決定了報表長什麼樣子。 記住這四件事。接下來 Enron 做的每一件事，都...

  那天晚上快十點，我才想起來第二天早上九點前我得把貨運公司寄給我的合約簽好，再回傳給他們。可是我家裡根本沒有印表機，大樓管理室的業務人員已經下班了，而值班的警衛不可能會用管理室的印表機。 那個時間點，什麼都關了。文具店關了、影印店關了、銀行早就關了、郵局更不用說。整座城市白天那些正經八百的系統，全都下班了。 然後我想起轉角那間便利商店。 我穿著居家服、涼鞋，把悠遊卡塞進褲袋裡，拿著手機就出門了。走過去大概三分鐘。門一開，熟悉的「歡迎光臨」響起，冷氣、茶葉蛋、咖啡的味道一起向我迎來。店裡恰巧沒其他客人，染了金色頭髮的店員詳細為我解釋了流程，我站在那台機器前面，上傳檔案，依據她的指示按鍵，印出四張紙，用悠遊卡付了錢。 前後不到十分鐘。 我走回家的路上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如果沒有這間超商，我今天晚上該怎麼辦？」 隨即啞然失笑，因為沒有這間超商，過馬路還有另一間超商，如果還不行，再轉個角還有第三間超商。 回到台灣之後，我才理解，對我來說，台灣真正讓人安心的地方，不是它什麼都有，而是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需要什麼東西，總有個24小時全年營業的超商。 去醫院忘了戴口罩——醫院地下室的超商有賣。 從機場出來想吃晚餐——機場超商有賣。 發票中獎了要領現金——附近超商通常就能處理。 迷路了——超商的店員有答案。 便利商店表面上是商店。它賣御飯糰、便當、咖啡、關東煮、茶葉蛋、新鮮蔬菜、雞蛋、香蕉、泡麵、雨傘、電池、口罩、OK繃、充電器。 可是它又不只是商店。你可以在裡面繳水電費、繳罰單、繳學費、寄件、取件、影印、列印、掃描、取高鐵票、領錢、買咖啡、微波便當，甚至只是在冷氣裡站一分鐘，喘一口氣，再出去面對外面三十九度的艷陽天。 它最奇妙的地方，其實不是功能多，而是門檻低。 去公家機關要抽號碼牌，要帶證件，要證明自己是誰。去百貨公司，你會下意識看一眼自己今天穿得夠不夠體面。去傳統市場，如果不是熟客，總覺得那裡少了點什麼。 便利商店卻是那麼地平易近人、那麼地恰到好處，舒服得像是穿著一雙已經合腳的運動鞋。 你不需要解釋自己是誰，不需要說明為什麼晚上十點要印四張紙，不需要梳妝打扮，也不需要刻意裝得像一個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的人。只要走進去，按機器，排隊，結帳。沒有人會管你穿的是拖鞋還是高跟鞋，在便利商店裡面，每個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地當自己。 我認為便利商店扮演的，其實是一個備用系統...

Every Tuesday afternoon at three, I enter a music studio for my piano lesson. The place has become very familiar to me. Every week, I see the cleaning lady vacuuming the floor between students. I wash my hands at the sparkling basin she has just cleaned. It is part of my Tuesday routine. The room has become familiar. What I hear inside it has not. I learned to play the piano when I was still a young girl and stopped taking piano lessons when I was thirteen or fourteen because I did not intend to major in music. But I never really fell out of love with the piano after I stopped taking lessons. I continued to play whatever melody caught my ear. I booked a piano room to practise whenever one was available, and I continued adding to my collection of piano scores. My sight-reading has improv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I became able to play more of the pieces I loved. Some pieces, such as the second movement of Beethoven’s Pathétique Sonata and Schubert’s Impromptu D935 №2, had become ve...